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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刘再复在八十年代作者:鲁枢元 阅读次数:
 

刘再复在八十年代

 ——有关我的私人记忆

 

鲁枢元

 

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1期。

 

文章的标题有些类似很早以前的一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不过,刘再复只是中国当代一位文化人。况且,后来他还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

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文弱的读书人,却在中国当代历史中的一个“大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至今还在持续发酵。人类社会历史的张力场中,似乎存在一种“恢宏的弱效应,看似柔弱无力的东西,在历史的长河中却能够绵延持久地发挥着影响。苏州金鸡湖畔树有一尊老者塑像,张着大嘴让人看他的口腔:原本坚硬的牙齿已经掉光,柔弱的舌头还在。其尊容刻画得有些丑陋,却隐喻着“柔弱胜刚强”的深意,那显然是中国古代首席哲学家老子在现身说法!

我与刘再复先生并无深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许多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谈论刘再复,中国文学圈里大有人在,即使谬托知己,我也不够资格。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只是出于潜在心底的一丝怀念。在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先生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这个刚刚踏进学术界门槛的“外省青年。再就是,年既老矣,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我自然拥有关于那一时代的诸多记忆,尽管仅仅是私人一己的回忆。

所谓“八十年代”,与“五四时代”“三十年代”一样,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定格下来的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八十年代”成名的杰出诗人北岛说:“八十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让人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究其未来的潜能,究其美学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八十年代”活跃的思想家金观涛指出:“八十年代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刘再复自己曾说:八十年代乃是心灵解放的年代,是面对生命的困惑提出各种叩问的年代。”“八十年代也正是建国以后文艺批评的真正辉煌期。”“八十年代是有钙质的时代,是有勇气提出新思想的时代。”

对于“八十年代”乃至改革开放“四十年”这段历史,固然会存在分歧和异议。但无论何时、何人在撰写这段历史时,都不可忽略文学艺术的作用,也都避不开“刘再复”这个名字。

对于刘再复在“八十年代”的文学贡献,评价并不一致。一些人认为他那时提出的两个核心理论:文学的主体性“人物性格组合论”,较之此后引进的许多新奇的文学理论,似乎“无甚高见,不如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对此,我想还是有必要做些历史性的回顾。

简言之,“文学的主体性”,即文学活动过程中涉及的人——如文学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读者,都是拥有自己的独立存在性的,都是具有“自洽性”的个体,而不是一味受他者规范、掌控的工具、傀儡。往深里说,这些理论其实已经涉入心理批评、文本批评、接受批评理论的领域。但刘再复当年的着力点主要是在为作家个体存在的主动性张目、发声,即作家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头脑、思想、情感、意愿、个性、风格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可以随意支使的工具,也不是机器上的零部件。所谓“性格组合论”,即:真实的人性是丰富的、复杂的,往往是善与恶、美与丑、坚强与软弱、高大与平凡的有机复合,十分完美、绝对崇高、始终正确的人并不存在;反之,绝对丑陋、绝对险恶、一坏到底的人也是不可信的。文学创作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能不在人性的多面性、丰富性、复杂性上下功夫。

这些理论,在今天的文学博士、博士后看来,或许过于简单,或许已经成为常识(当然,即使在今天,常识也不见得都能够得到尊重),然而在四十年前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刘再复在文坛上发出的这些声音却是振聋发聩的。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界认为: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要歌颂英雄人物。“文革”之中,这种左翼的文艺思想被集中概括成所谓“三结合”“三突出”的文学创作法则。“三结合”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作家只能是一个类似显微镜、传声筒之类的工具,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在所有人物中一定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又必须突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则必须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唯一的人物就成了“高大全”的完人、神人。然而,这些现今看来十分可笑的东西,当时却是神圣不可更移的铁定法则。

“文革”中,我在一所铁路师范学校教书,讲授文学理论,讲“革命样板戏”,课堂上宣讲的也是“三结合”“三突出”这套理论,而且竟然举一反三、讲得头头是道,赢得不少人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下,我不是一个清醒者,更不是一个抗拒者。

“文革”结束,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论”“性格组合论”,实际上是在倡导文学家的自主与自由。同时也在改变文学界的认知范式、拓展文学思维的新的空间。这些看似“无甚高见”的文学命题一经推出,便立即引发全国舆论的关注,刘再复也就成了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的一位旗手。

在这一时期,我几乎是身不由己、误打误撞地走进文艺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参与了朱光潜先生之后的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连续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结果引起再复先生的关注。在他那篇名噪一时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的文章中曾谈到我:近年来引人注目的,还有鲁枢元的一系列文艺心理学研究论文。他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认真的而且有特色的文章。”文中用不小的篇幅对我的研究给予积极的评价。稍后,刘再复在其《文学的反思》一书的“前言”中再次讲到我: 

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还要艰难。因此,这种反思绝不是那么轻松的。然而,自我否定并不是自我扑灭。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更新。近日读了《青年评论家》报介绍鲁枢元同志的文章,就讲了鲁枢元经历过一次精神的蜕变。他在给《上海文学》编辑部周介人同志的信中说:我想再来一次蜕变,但也可能打破我的茧,变不出一只好看的蝴蝶。”而朋友给他鼓励说,祝他变成“一只美丽的孔雀。我想,鲁枢元同志正是超越了精神蜕变的痛苦,才进入新的精神境界的。这又使我想起郭老“凤凰涅槃”的诗境,如果不经过一次痛苦的涅槃,凤凰就不能再生而翱翔欢唱。

这一时期的再复先生之所以会注意到我,我想是因为我关于文学创作心理研究的那些文章,曾讲到作家的“有机天性”“生气灌注”“情感积累”“情绪记忆”“创作心境”“心理定势”“心理变形”等,我把文学创作视为一个包括文学家自己的需求、欲望、感觉、知觉、思维、情感、记忆、想象等心理功能在内的极其复杂的活动过程,这是一个同时包括了认识的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心理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意识的显在成分与潜在成分,主体的定势因素和动势因素在内的心理活动过程,是一种基于文学家的气质、人格、个性之上的立体的、流动的、完整的、有序的心理活动过程。这种文学心理观,与再复正在倡导的“主体论”“组合论”遥相呼应、声息相通。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开始了我与再复的通信。

刘再复来信之一: 

 

枢元同志:

  您好!

敬悉大函,十分高兴。因常常拜读您的文章,觉得和您已交流过许多思想,所以读您的信,也感到特别亲切。这几年来,您走入文艺心理学领域,取得了令人敬佩的研究实践,并成为我国文艺心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您的研究,是我所向往的。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要做出些成绩,实在太艰辛了。但我们的努力毕竟没有白费气力,我觉得,文学研究已处于新的转机之中。经历一个研究的动荡时期,使各种思维模式互相竞争,这对于扭转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数十年一贯制”的思维模式是极有好处的。您和兴宅的追求的大方向不同,但我都喜爱,都学习。我处于这样的研究院,深深感到在精神界也应当与自然界一样,应各有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平衡,所以我在我们所提出学术自由、学术个性、学术尊严、学术美德的方针,有些同志愿意“为科学而科学,我也支持。我现在主持所里工作,决心把文学所变成开放型的研究机构,因此,很希望您以后能参与我所的一些课题,还要请您到我们所来讲学。我相信您一定能支持我们的工作。

敬颂撰安!

刘再复         

(1985年)4月7日

 

这封信中讲到的林兴宅,是我的朋友,但我并不赞同他的文学理论科学化的主张。再复实践了他倡导的“学术自由,说我和兴宅的学术追求他都喜爱,都尊重。

再复在这封信中说邀请我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讲学,显然不是一句客套话。此后我便被聘为文研所“高级研究班”的教师,受邀到京授课,参加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艺新学科建设”的课题组,并担任这套丛书的编委。这时,距离我调入高校不过三五年的工夫。这对于我这个生在社会底层、学界刚刚起步的“外省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激励。而对于再复来说,“学术乃天下公器,这样做顺理成章,完全是为了推进中国新时期学术的进展。 

刘再复来信之二:

 

枢元兄:

 您好!

因几项很急的工作,(包括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条目)把我压得很苦,完全打破我的生活的秩序,因此也未能及时给您写信,

《文学评论》在受到热烈赞美的同时,也被一些同志怀疑、攻击。我几乎每天都听到一些善意的“劝告”和恶意的警告。慢慢地,心理开始倾斜,好端端的心理环境开始布满阴云。我已觉得逐步失去研究的内心条件,因而时时感到苦恼。今日我院院长胡绳同志作为朋友也批评了我的“主体性”等观点。他最近被任命为中央理论领导小组副组长,另一位副组长是邓力群同志,组长是胡乔木同志。

我们俩都被任命为作协评论组成员,这个组不知道有什么使命。我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可能只能起“捣乱”作用。但又未征求过我的意见,推辞也推辞不得。

我所的多数同志倒觉得我这一年来的作为是对的,他们的心情与我差不多。因此,我在所里的日子是比兴宅同志要好的。他说他已开始被说成“资产阶级思潮”,不得不忍辱负重了。

请多保重。撰褀!

刘再复        

1985年12月25日

 

由“文化大革命”结束过渡到“新时期”,还是一个“初寒乍暖”的季节,多年积弊的极“左”思潮仍徘徊在中国社会空间的各个方面。

刘再复来信之三:

 

枢元兄:

 您好!

我月初到上海去读《性格组合论》的校样(七月将出版),之后又被“抓”去参加文化战略会,直到今晨才回到北京。

刚刚坐下来读信,先是见到您的信,读后十分欣慰。《红旗》发了陈涌的文章后,我想了不少事。从理智上说,我读了他的文章后,倒感到可以放心了,我原以为必须经受一次理论上的艰苦应战,看来不太需要了。另外,也获得一种信心,我想,一个旧的文学理论时代已经终结。但是,我在感性上有些悲伤。

您可能还不知道,我对陈涌同志是怎样地尊敬和真挚地爱戴过他。他还没有摘帽子时,我在研究院、在我所为他呼吁,在《鲁迅研究》开辟“学人采访”专栏时,我主张第一个采访他,和两位同志抱着录音机到家里采访他。我并不是要他报偿,但是没想到他是这样不懂得尊重我的感情。他如果在学术上批评我,再尖锐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没想到,他竟然说我是以变革理念为名,连动机都怀疑,还有“数典忘祖”等那么多侮辱性的话。这种事,使我对人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东西。此时,我很可怜这位老朋友,但对人生却感到一种悲观。连他这样本来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仁厚的人,也可以马上变得很凶,那么,这个世界不是太不可靠了吗?

您写的论述新时期文学的论文,请给《文学评论》,直接寄给我,今年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我想是一定要开的,您参加吗?

即颂撰安!

刘再复       

1986年5月16日

 

这封信,再复写得很伤感。这段时间,他在承受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更年轻一些的学者对他的学术视野、理论水准提出异议,而且用语还十分尖刻,批评他的文化性格存有缺欠,不具备新的世界观,他关于“主题论”“组合论”的理论像一个“窘境中降生的婴儿”;另一方面,像陈涌这样以正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的老一代文艺理论家,一生坚持文学艺术应该遵从革命需要反映时代生活,此时便认为刘再复的理论已经偏离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方向,必须严加批判。当一些青年学者认定刘再复的理论已经显得陈旧时,一些老学者却认定他已经跑得太快、太远!对于前者,再复尚可心态平和地对待,并且认为是好事,中国文艺理论界这盘棋将因此而盘和!对于后者,他的心理负担却很沉重。尤其是当他所敬重的陈涌先生竟怀疑他拓展文学思维空间的动机时,他就感到非常委屈,感情上难以自恃。而在陈涌看来,事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正性、事关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持续发展,必须迎头痛击。

在这封信之前,陈涌先生对我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基本上还是肯定的。1985年10月18日,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文艺学研究方法论学术问题讨论会”在武汉召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顾问陈涌出席了大会。陈涌在会上讲: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心理学研究对立起来,而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和文艺心理学沟通、联系起来。用文艺心理学代替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不对的。但是文艺心理学的研究的确对形象思维问题、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是需要的。鲁枢元同志在这方面是有成就的。他并没有说这是马克思文艺规律的全部,他说他是在心理学范围内的研究。他有一篇谈艺术的心理定势的文章,这文章基本内容亦是讲创作的认识论,他说艺术感觉的特点是主观性、情绪性、独创性,这有道理,我也受到启发。”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会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先生将简报寄我。1991年,我在郑州组织举办“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林默涵、周海婴、陈涌诸位先生。见面后陈涌先生主动与我谈起曾镇南对我的一系列批评,他说我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前期是好的,后来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不好。他还对我说,曾镇南也不真正懂得马列。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再复是善良的,总是以善意待人,也希望人人以善意相待;再复是真诚的,总希望真诚能够换来真诚;但再复也是软弱的,一旦善意被遗弃、真诚被蔑视,心灵就很受伤害,甚至要撤下阵来,“不得不读点诗歌和散文来疗治心灵的创伤”了。

刘再复来信之四:

 

 枢元吾兄:

   您好!

大函已敬悉多时,因为所班子正在换届,又有两本集子正在发稿,忙乱得很,未能及时复函,实在抱歉。

我读了您的答辩文章,完全支持您,在文艺心理学与文艺理论上您是有建树的,而且在中国作家争取灵性的解放事业中,您是立下功劳,这是那些东倒西歪之辈所不能比拟的。某论客对您的责难如此尖酸,实出我意料之外,我对人总是从善处看去,因此常有上当之感。最近钱锺书先生赠我一句阿拉伯谚语:旅行者走过美丽的村庄,狗总是在后面狂吠。您遇到的还不是狗,但这一谚语的精神,也可放在心上,以免影响您的思绪。我相信人世间还有三分公道,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相信人生。

您对《刘再复现象批判》一文的意见,我有同感。您画的图也很有意思。这两位年青朋友的批评是善意的,我已请“文评”的王行之兄与您联系,如能写点商讨文章也可。

我就要到法国,忙得连衣服还没买。有许多话以后再说。

敬颂文安!

刘再复         

(1988年)5月23日

 

我自己没有想到,1986年发表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年后竟引发一场颇具规模的争论。《文艺报》《文论报》《文艺争鸣》等报刊持续发表文章,意见纷呈。有赞同,也有反对。有的文章用语尖酸,站在山上频频向我扔石头,我那时年轻气盛,忍不住便“以牙还牙,同时向再复诉苦。再复这封来信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并转赠钱钟书先生给他的那句赠言,即出于对我的抚慰。我说再复是脆弱的,其实我也坚强不到哪里!

信中提到的陈燕谷、靳大成的那篇文章,我是看过的,话锋犀利,口无遮拦,用心良善,富有灼见。至于我在写给再复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如今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对于文中的某些观点,即使现在说来我也并不完全同意。二位年轻人把“新与旧”、“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绝对了,而且其“学术进化论”的立场也是值得商榷的。况且,理论家的学术个性并不能框定在一个模式之内,“概念形而上”思维并不就是文学理论批评唯一的思维模式。再复的感悟式思维、古典型情怀对于他的文学理论研究而言或许还是优长之处。日后我为自己总结的治学经验: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盖本于此。

再复嘱我撰写的文章我没有写。相对于今日的学界,值得一说的倒是:那时的陈、靳二位都是社科院文研所入职不久的新手,是“刘所长”的部下,然而他们竟能够以万字长文、在所长任主编的《文学评论》上直言顶头上司的种种不是!年轻人如此真诚坦荡的心地不能不让人心仪;而“所长大人”光明磊落的胸襟不能不让人钦佩!其实,那时的文研所以及文学界是没有“刘所长”“刘主编”的,而只有“再复”,无论老的、少的,熟识的、初识的,全都喊他“再复”。

2009年秋天,刘再复先生应江苏常熟理工学院邀请,在刚刚揭幕的“东吴讲堂”讲演,这是我与再复阔别20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岁月无情,我和再复都已年过花甲,多年来的海外漂泊并未消减再复依然灿烂的笑容。再复演讲的题目是《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分别阐述了李泽厚哲学的六个方面:纯粹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美学哲学。再复与李泽厚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既是学界知音,又是患难之交,再复自谓李泽厚先生亦师亦友,崇敬之意溢于言表。讲演结束后,主持人丁晓原教授突然“发难”,要我评述再复的讲演并代做这次盛会的“总结”。下边是会后整理的我这次讲话的内容:

 

今天,我在阔别20多年后再次见到刘再复先生,很激动。我能够走进中国学术界,是与早年再复先生对我的提携分不开的。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刚从一个中专学校调进郑州大学中文系,一个普通的青年教师,才写了不几篇文章就引起当时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刘再复先生的注意,给我写信,帮我发表文章,并在《读书》杂志上对我加以表扬。不久,竟又邀请我到中国社科院讲学,我还真的去讲了。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是八十年代,是那个时代人与人、学者与学者之间的真诚关系。再一个呢,当然就是再复先生的个人情怀与人格魅力,是由他的道德学问决定的。

再复先生出国后,不久我就自我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终到苏州大学落脚谋生,这20多年虽然没有和再复先生直接来往,但我时常地想念他。得知再复先生来到常熟,我就连夜整理了他在八十年代给我的一些信函,其中短信有四五页,两封毛笔写的竟长达八九页。这些信函我按原件制作成图片,今天送交再复先生,表明我始终在惦记着他。

分别20年后,今天听了再复的讲座。我感觉他的知识更渊博,见地更深邃,而且悟性更高了,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通灵的境界、圆融的境界。变化虽然很大,但是有些根本的问题他还是没有变。比如,还是一位顽固的理想主义者,严苛的完美主义者,一位追求大善大爱的人文学者。这些始终都没有变,而且他虽然是在海外漂流,但是根还是深深地扎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甚至比我们始终驻守在国门之内的人还要牢固些。再复与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的说法,一度在国内引起强烈震荡。

今天再复对李泽厚先生的哲学进行了精到的讲解,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可谓广纳周至、言简意赅。不过,从我所关注的生态批评的角度看,似乎仍然缺少了一个方面的哲学,那就是“自然哲学。这恐怕不是再复的疏漏,而是泽厚先生哲学中的欠缺。记得我在编纂《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时就隐约感到这一欠缺,这或许更是“实践哲学”自身的局限。既然主持人说交流,那么我也就奉上这一点疑问吧。

感谢常熟理工学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见到了分别20年的再复先生,谢谢许霆书记、谢谢丁晓原副校长,也谢谢《东吴学术》的执行主编林建法先生。

 

我的这个即兴发言,真诚地表达了我对再复的思念与再次会见的喜悦,同时也对“告别革命”“李泽厚哲学”提出了不同的(或曰“补充”)意见。记得南京作家兼画家的苏叶女士下来就对我说:你倒是直率!话里不无赞赏的口气。其实我是情不自禁地,正因为我自认与再复心灵相通,所以才百无禁忌地“信口开河”!

我们这代人是读着李泽厚先生的书成长起来的,但我与李先生少有接触。查一查我八十年代的日记,仅1986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上有过一次相遇:晚饭后,再复携李泽厚先生来。再复曰:泽厚说读了你的文章。泽厚曰:文章写得好。余曰:不好,有些则是受了您的启发。曰,多联系。对于哲学,我一无根基,始终有些望而生畏,见了哲学家自然也就显得局促不安,说的话也语无伦次。

2018年4月底,我到美国西部参加“第12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得知再复与李泽厚先生就住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附近,一时心血来潮很想趁机过访,无奈旅程匆匆,加之与再复已经又是10年没有通过音讯,竟错过一次相见的机会。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见再复!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较之现下学界的交往风气,我与再复的交往比水还淡。然而,即使到我生命结束之际,我仍然不会忘记再复,不会忘记那个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再复给予我的真诚无私的鼓励与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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