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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想先驱和“童心”守护者作者:古大勇 阅读次数:

 

时代思想先驱和“童心”守护者

——李贽、刘再复比较论

 

古大勇

 

  要:李贽和刘再复都属于开放的“闽南文化圈”的泉州人,都是各自时代的思想解放先驱,李贽以其《童心说》等为代表,刘再复以其《论文学的主体性》和《性格组合论》等为代表,带来了一个文学时代的转折。李贽和刘再复都是“童心”守护者,刘再复接受了李贽的“童心”说,但也表现出自身的独特逻辑。刘再复不认同李贽对《水浒》的部分评点,但不妨碍他对李贽整体上的高度评价。

 

关键词:李贽;刘再复;时代思想先驱;“童心”守护者;辩证接受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刘再复学术思想整体研究(1976-2013年)”(项目批准号14YJA751004)的阶段性成果。

 

将李贽和刘再复进行比较有以下三个充分的理由:首先两人都是各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李贽是我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之一,而刘再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之一,两人都以各自的独特思想影响了特定时代。其次,李贽的思想对刘再复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他的“童心说”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刘再复,不但在刘再复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留下痕迹,同时也改变了刘再复“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次,刘再复和李贽两人都是泉州人,同属于开放的闽南文化滋养的“闽南之子”。泉州属于“闽南文化圈”的核心,“闽南文化圈”靠近海洋,闽南文化因此具有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闽南人善于向外拓展,自古以来就崇尚海外贸易,凡舟楫所到之处,都可以发现闽南人的足迹和闽南文化的存在。目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大约有数千万人说着闽南话,保存着闽南文化的传统,这充分体现了闽南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世界性特征。这种开放的文化传统必然会影响到生于闽南、长于闽南的李贽和刘再复,成为他们身上潜在的文化基因之一,促进他们开放性文化品格的形成。所不同的是,李贽后来由闽南辗转中原大地,刘再复由闽南走向京城再走向广阔的西方世界,他们一生受到多种类型的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但来自故土的闽南文化对他们的滋养应该不容忽视。

 

一、不同转折时代的思想解放先驱

 

李贽和刘再复两人都是各自时代的思想解放先驱。李贽是晚明转折时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和旗帜。何谓转折时代?概言之,就是李贽处于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以及“复古主义”思潮和“八股”等僵化文风猖獗文坛的时代,而李贽的思想有力地冲决了这种时代的病状,催生了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推动了晚明文学的转型,使时代和文学都发生了重要转折。具体而言,李贽以其反孔非儒的斗士形象、先知先觉者的犀利深刻、冲决囚缚的自由精神建立了启蒙思想的新体系,《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的出现,因其振聋发聩的思想和无畏的反传统精神冲决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对于晚明思想解放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开辟鸿蒙”的文化意义。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不可否认程朱理学有其独特的价值,但随着明朝三部《大全》的颁定,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后,标志着程朱理学取得了在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它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之一。李贽的思想首先是对僵化的程朱理学的彻底反叛,更是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孔孟之学的反叛和抨击。李贽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反对程朱理学和孔孟之学对人的束缚,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个性的压制和摧残,表达了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心声。他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高度蔑视儒家经典的《六经》、《论语》和《孟子》,认为其“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1]否认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他们不都是圣人之言,而是经过后人“圣化”形成的,不能当成万古不变的真理。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嘲讽的态度来戏谑贬低孔子,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孔子并非圣人,孔子没什么了不起,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没必要一定要去学孔子。总之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次,李贽的“童心说”是对当时文坛上机械僵化的“复古主义”思潮、内容空洞的“八股”文风以及粉饰现实的“台阁体”的反叛。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亦步亦随,刻意模仿,规步矩随,矫枉过正,缺乏创新,走向模式化。而“台阁体”诗文脱离社会生活,多为“颂圣德,歌太平”的应酬之作,内容空洞,毫无生气,形式僵化,千篇一律,由于为统治者所倡导,一时模仿成风,猖獗一时 另外,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文盛行的时代,八股文依经出题作文、代圣贤立言,拘泥于形式和结构,不能自由表达独立见解,内容空洞贫乏。李贽逆文坛之风而行之,主张“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2]认为文学的最重要评价标准不是道德,而是有无真情实感,若缺乏真情,文辞再工,也难成为“至文”,提出以“真”对“伪”的“童心说”,主张自由发露“童心自出之言”,[3]极力主张“说自己的话”,推动文学观念的变革。李贽的主张无疑对这几种僵化的文风起到一种摧枯拉朽的作用,并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另外李贽的其他思想如“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理想、以及民本主义、提倡婚姻自由、尊重妇女、反对僧道、提倡人类平等、提倡功利主义等的思想在当时都显得非常“异端”。

由于提出一系列具有反叛性和先锋性的思想,李贽成为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和旗帜,对晚明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推动了晚明文学的转型。在李贽的影响下,袁宏道提出了“性灵说”,反对宋人“以文为诗流而理学”,提倡“任性而发”,“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4]形成了晚明文坛上的“公安派”。“竟陵派”也赞同“性灵说”的主张。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创立“至情”说,提倡“惟情主义”,创作了《牡丹亭》,无疑也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市民小说的产生也与李贽思想不无关系,“三言”和“二拍” 提出“礼顺人情”,“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将人的情感放在礼教之前,大胆肯定男女情欲,批判程朱理学。另外,在晚明文人张岱、徐渭等人的创作甚至他们的个人行为中也隐约看到李贽的影子。

如果说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和旗帜,那么刘再复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和旗帜。李贽处于一个“转折时代”,刘再复同样也处于另一个转折时代”。刘再复所生活的八十时代初期,虽然政治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已发起,但在文艺理论界,机械僵化的“教条主义”仍然横行,阴魂不散,禁锢人们的思想。而刘再复所提出的文艺理论则有力地打破了这种现状,改变了当代文艺理论的基本模式,促进了当代文艺理论的转型,使一个文学的时代发生“转折”,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如果说李贽的思想反叛的是僵化的、压制个性和自由的程朱理学,以及当时文坛上机械的“复古主义”思潮和空洞的“八股”文风;而刘再复的主体论”反叛的就是从前苏联引进、统治当代中国文坛数十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映论”理论。作为前苏联文学批评基本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因此作家在“反映生活”之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将此作为最高指导原则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而这一本质就是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一规律就是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在此前提下,工人和贫下中农被塑造成高大全式英雄,而资本家和地主则被矮化丑化为历史的罪人”。[5]这一僵化教条的文学创作观念成为一种钦定的、不可质疑的权威制度,扼杀和摧残了作家的创作自由,造成了文学创作园地的贫瘠和荒芜。刘再复的“主体论”反叛的就是这种形同“八股”、机械僵化的“反映论”文学观,对于彼时受“反映论”观念毒害、缺乏生机、死气沉沉的文学界,刘再复的“主体论”无异于一声暗夜“惊雷”,震醒处于沉睡和蒙昧状态的一代人,具有极大的启蒙作用。《论文学的主体性》发表之后,产生了极大反响,旋即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文学论争,“这种学术领域的论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之广泛、参与人数之众多、持续时间之长久,是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间所没有的,刘再复之后,当代文艺理论界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具有重大而广泛影响的文艺论争思潮。”[6]性格组合论”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文坛上对“人”的简单化理解的现象,以及文学创作中病态的人物塑造方法。刘再复认为当代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把人简单化了,按照一种畸形的完美主义来塑造英雄,结果成为“高大全”或“三突出”式人物,使人走向单一化和扁平化,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为人物性格是性格两端(善与恶、勇敢与怯弱、崇高与卑下、渺小与伟大、光明与盲目等)的二重组合性格运动,是一种“双向逆反”的运动。性格组合论”所反叛的就是以上所说的机械化人物塑造方法和僵化静止的性格美学,亦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和轰动效应。《性格组合论》刚出版就被“一抢而空”,后来此书竟再版到第六版,发行量将近四十万册,成为1986年的十大畅销书之一。总之,刘再复八十年代的文艺思想,“具有破旧立新、摆脱束缚、追求解放、寻求发展、关乎文学之生死存亡命运、关乎人的独立与自由的革命性意义”。[7]它不但改变了八十年代文艺理论的基本模式,同时也影响了以广大读者为中心的整个时代的文学阅读群体,刘再复成为八十年代一代人的“文学的启蒙老师”,[8]正如从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名学者韩毓海所说:“刘再复为使中国八十年代绝大部分的知识青年成为‘文学青年’作出了重大贡献。那时他有一本书叫《性格组合论》,是专门研究‘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的,影响巨大。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对此有一句名言:‘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连一个青年工人的书架上也摆放着一本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以显示自己在研究文学。’……在八十年代,文学、诗歌为什么会产生这么重大的作用呢原因很多,但不能说和刘再复没有一点关系。具体说,除了他的那本书之外,起码还跟刘再复的一篇重要文章有关系,这篇文章叫《论文学的主体性》。”[9]

刘再复不但影响了文学理论界,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作家创作。如莫言就在致刘再复的信中说:“几十年前我在军艺读书时听过您很多课关于‘扁平人物’与‘多重性格复合’,您的许多精彩观点时时难忘,并实际上成为我创作心理的一部分,指导之功大焉!”[10]莫言小说中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也许与刘再复理论的影响有某种因果关系吧。总之,刘再复八十年代文艺思想对时代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某种程度上和李贽有几分类似

刘再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思想先驱,漂泊海外后则悄然隐退,栖居于象牙之塔,成为一个“边缘人”,不再扮演时代的启蒙者角色。但他提出了那些独特的思想:如和李泽厚共同提出的“告别革命”,如对中国两座“地狱之门”的发现,如从“罪”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的根本缺陷,如他提出的“历史长河中的15种思想颗粒”,包括:人类的变质、世界的倾斜、主体的黑暗、西方的苦闷、中国的幸运、欲望的制衡、三种哲学的选择、中道的智慧、两种真理的兼容、开辟第三空间、自由的原理、平等的界限、民主的困局、中西的差异、文学的真谛,[11]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海内外读者,发挥了启蒙的效应。特别是《告别革命》和《双典批判》所产生的影响更大。虽然《告别革命》的核心观点“告别革命”至今尚没有得到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告别革命》也被官方禁止在大陆公开出版,但是,毋庸置疑,“告别革命”论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产生了重大的时代影响。在《双典批判》中,刘再复认为《水浒传》、《三国演义》“固然是‘大才子书’,但又是‘大灾难书’。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两部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如果天国是指美好人性的终极归宿,那么《红楼梦》正是导引我们走向天国的‘天国之门’”[12]这种惊世骇俗、超出常规的“离经叛道”之语所引起的震动效应,其实不亚于李贽当年对于程朱理学和孔孟之学的反叛。

 

二、“童心”守护者:刘再复对李贽“童心说”的接受

 

李贽的“童心说”对刘再复产生根本性、全方位的影响。刘再复接触李贽很早,据《走向人生深处》一书中介绍,刘再复上世纪六十年代下放到山东烟台劳动锻炼时,和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好友樊克政等编在同一“中队”,经常和樊克政谈论李贽, 樊克政建议他读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刘再复从山东回到北京后,就借来《中国思想史》认真阅读,特别注意有关李贽的章节,初步了解李贽的思想。八十年代,刘再复创作了一首题为《坟前的小径依旧常有人来——访李贽墓》的散文诗,高度评价李贽,但他赞赏的是李贽的《焚书》和《藏书》整体上所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思想,并没有对其“童心说”表示特别的关注。刘再复对“童心说”产生心灵共鸣是在他出国之后。

李贽在《童心说》中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3]刘再复从不讳言李贽的“童心说”对他的巨大影响:“他(李贽)的《童心说》成了我人生的一部伟大的启示录,因为读他的书,才觉得我的家乡有一颗太阳般的灵魂。”[14]李贽认为童心是“真心也”,是“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指的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和污染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本心”。李贽写《童心说》,刘再复则写《童心百说》。在《童心百说》中,刘再复频频礼赞“童心”,不断呼唤“童心”,他说,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会拐弯,……什么也瞒不住孩子的眼睛,安徒生笔下的孩子眼睛最明亮,唯有他能看穿又敢道破皇帝的新衣乃是无,乃是空,乃是骗子的把戏”;“孩子无需包装,孩子无需面具”;“孩子心中没有猜疑和碉堡”;到处寻找天才,崇拜天才,但常常忘记我们身边就有一群天才,这就是孩子。‘孩子是未被承认的天才’,……孩子的眼睛不被权力所遮蔽,也不被功名、财富所遮蔽,一眼就能看穿人间厚重的假面,所以是天才。[15] 

刘再复为什么如此不遗余力的呼唤“童心”?因为在“童心”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人性世界,这里所表现的都是真诚自然、返璞归真、简单质朴、表里如一、混沌无分的特征,没有欺骗、没有伪饰、没有造作、没有算计、没有权谋,是一个绝对真诚的世界。刘再复因此竭力呼吁人们要回归童心世界,主张以孩子为老师,他说,“我于冥冥之中终于找到了一条出路:师法孩子,追随孩子,回到童年那一片清新明丽的心灵原野”。[16]他要在儿童身上寻找拯救自己的精神资源,呼吁“孩子救救我”[17]他更把“回归童心”视为“人生最大的凯旋”,“凯旋是对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的重新拥有。凯旋门上有孩子的图腾赤条条的浑身散发着乡野气息的孩子,直愣愣的张着眼睛面对人间大困惑的孩子”。[18]

当然刘再复对李贽的“童心”说不仅仅是简单的全盘接受,他能更为犀利地看出现代社会中“童心”的两大“变异”现象。第一个“变异”现象是“人类的童年正在缩短”现象。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正在侵蚀孩子的童年,“谋杀生命的凶手也许可以找到,但谋杀天真的凶手永远找不到。人类正在用自己发明的电视、计算机、香烟、书籍谋杀孩子的天真,剥夺孩子的童年,但人们看不到凶手,看不到无罪的罪人。”[19]从而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弊端产生忧思并作出批判。第二个“变异”现象是“童心”的扭曲现象。刘再复虽然十分推崇儿童,但对儿童也并非毫无保留地认同,他警惕儿童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会产生变异,造成童心的丧失。他说,“孩子最容易让人看到希望;然而,孩子也最容易让人感到绝望。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我看到身穿军装的中学生抽打老师,看到他们的眼里发出一种近乎狼的目光。[20] 这是特定的政治环境造成儿童的“异化”。到美国后他常常看到另一种“异化”:“在城市中学的草地上,我看到金发少女们在抽烟。烟雾弥漫着,我看到这些‘雾中人’的眼睛非常苍老而且充满倦意。……自由的滥用也抢走了少年眼睛中纯真的光芒。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孩子眼睛的黄昏景象。”[21] 这种“异化”是由于过分自由、缺乏人文教育的美国大环境所造成的。

李贽和刘再复提出或主张“童心说”的背景是有一定差异的。李贽的“童心说”是针对当时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学及其教育,因为道学和道学教育使人的“童心”丧失殆尽: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22]总之,由于道学基于功利性目标的教育,对于“闻见道理”被动式接受,对于美名、荣誉的极力追求,对于“恶名”的有意遮饰,久而久之,人就会失去纯洁的童心,失去人之为善的内在根据。这些“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程朱义理,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仁义道德说教”,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23]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真实的“童心”,使人成为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因此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守护“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从“童心”出发,犀利揭露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论语》、《孟子》等圣经贤传视为堵塞童心、造成虚伪的总根源。同时李贽的“童心说”也是针对当时横行文坛的“八股文”,因为八股文”依经出题,结构机械,代圣贤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造成“童心”的丧失。而“童心”(“真心”)是文章的灵魂,即所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4]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

如果说李贽提出“童心说”具有一定的反道学、反虚假文风的时代针对性,那么刘再复重提“童心说”不仅仅是对李贽的简单呼应,更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生命体验。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社会现实观照的层面和生命哲学思考的层面。首先,刘再复重提“童心说”是对当下人类社会走向变质化的一种忧虑和拯救诉求。刘再复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中国上半叶的社会历史进程,经历了“文革”、“反右”、“八十年代”等特殊时代,九十年代后移居海外,漂泊过40多个国家。这种中西兼备、大起大落的不平凡人生经历,给予他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刘再复认识到,无论是其“第一人生”曾经生活过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还是其“第二人生”生活的科技高度发达的西方现代社会,都难以寻找到一个单纯美好的“童心”世界,道德滑坡、利令智昏、投机欺诈、不讲诚信、世故巧滑、“他人就是地狱”等种种不良现象正侵蚀着这个社会。世界被无孔不入的市场所充塞,看到人间布满市场气、市侩气,更明白所谓童心,乃是在算计性空气的包围中仍然拒绝算计、拒绝世故的自由存在。”[25]因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再复重提“童心说”,不难看出其中的现实针对意义。其次,刘再复的“童心说”也是对自己“第二人生”心灵走向、生命状态的一种重新选择,对自身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一种重新领悟和确认,“童心”在刘再复那里上升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层面。刘再复曾在丹佛美中交流协会第十一届年会上作了“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的演讲,说他晚年的人生走向,不是沿着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向前向上的方向去追求更大功名、更高权力、更多财富,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努力,即向后方、向童年、向童心、向朴质这一“反”的方向去努力,也就是向《道德经》所谓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的方向走。因此,他把回归童心视为“人生最大的凯旋”。刘再复甚至给自己规定明晰的人生目标,确认“第一人生”是从“无知”走向“有知”,即通过上学、读书、受教育、做学问,从一个蒙昧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而“第二人生”正好相反,努力从“有知”变为“无知”。所谓“无知”是指“不知”,即变成一个像婴儿那样不知算计、不知功过、不知输赢、不知得失、不知仇恨、不知报复、不知生存策略、不知恩恩怨怨的人。[26]也就是说,他的“第二人生”不再如普通人一样,或如他的“第一人生”那样,把功名、事业、权力、官位等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把回归“童心”、“复归于婴儿”的本真诗意的生存状态视为人生的终极价值。

从思想影响渊源的角度来看,李贽和刘再复有共同的思想资源,最主要的就是“禅宗”、“王阳明”和“老子”等。李贽51 岁在担任姚安太守时,开始研读佛经禅学,修养深厚,连当时极通禅学的袁宏道也不由得敬佩李贽:“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勍敌唯李宏甫(李贽)先生一人”。[27]禅学修养影响了李贽“童心说”的形成,“童心说”和禅宗佛性论十分相似,或者说来源于禅宗佛性论;禅宗认为心即佛,佛即心,世上一切诸法都离不开本心,本性一旦可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禅宗的代表人物慧能说:“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李贽将“本心”作为“童心说”的基点,“童心”即本心、初心、真心,指人的虚空明净、未被“闻见道理”所蒙蔽的本然状态李贽反对“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之为心”,这正如禅要求“吹却迷妄”而求“明心见性”、直抵“本心”状态一样。刘再复最初接触禅学是在1987年,此时他认识了虞愚老先生,开始了解一些禅宗的知识,但对于禅宗,他“只作为知识,而内心是拒绝的”,[28] 刘再复真正从内心接受“禅”是在出国之后,“禅”从某种程度上拯救了出国之后的刘再复。如果说李贽守护的“本心”(“童心”)所警惕的是“闻见道理”的蒙蔽,那么刘再复所守持的“本心”则警惕一切“执”的“蒙蔽”和“役使”,他说,“打破我执与法执,才不会被我之幻相所役。功名、权力、财富等,都是我之幻相。打破我相,便是不被功名所役,不被虚名所役,不被权力地位所役,不被财富所役。打破法执,才不被各种妄念所役,不被各种八股、本本所役,既不为人役,不为鬼役,也不为神役,总之是不为他者、他性、他念所役,守持生命的本真、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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