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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语》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

  

  ——《教育论语》序

 

刘再复

 

(一)

去年四月,我应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之邀,回国参加母校创立九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又到汕头、泉州、成都、首尔(韩国)诸地讲学,最后一站到了上海。刚踏上久别的上海,就见到特从福州前来约稿的福建教育出版社副总编汉生先生。他开门见山地说,此次远道专程而来,就为了向您约定一部谈论教育的书稿。我愣了一下,便自然地提问:“我从事文学,你们怎么约我谈论教育?”他说,他读了我不少讲述教育的文章,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就可成书。这才让我意识到多年来自己有一种对教育的自然关怀,这是人文关怀的一部分。为此,也的确写下了不少文字。没想到的是这些并不系统的随感而发的文字竟让有识者所注目。也许因为被这种“注目”所感动,我就答应编著这部《教育论语》。也因为有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逼迫”与期待,就趁今年春节到马里兰探亲之时,和具有十三年美国教学经验的大女儿(剑梅)作了一番教育对话,并以此对话为主干而组织成一本文学之外的书籍。因是门外谈教育,也就难免会有许多疏漏,所以要特别敬请教育界的老师和朋友指教。

 

(二)

 

参加母校校庆时,我作了几场讲演。在中文系作了“告慰老师”的发言,我说自己的第二人生已不再走向概念,而是走向生命。与此“大方向”相应,我在今年为两本新的书稿做自序,所用的题目也对自己的人生走向作了概括性的描述。一是为《刘再复文学选集》(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沈志佳博士编)作的序,题为《从热爱文学到信仰文学》;二是为这两年的文章结集《随心集》(北京三联)作的序,题为《从“作文”时代到“随心”时代》。前序的意思容易明了,无需解释。后序则须作几句说明:我以往的著述可以说是“作文”,既是“作”,总难免有刻意建构的痕迹。现在的“随心”讲述则是无腔无调、无相无姿的心灵诉说,是心中流出,不是笔端所“作”。这部《教育论语》也属这种性质,即并非刻意建构,而是随心而论,就像一部读书心得和上学笔记。但就主题而言,则又可以加上一个精神走向性的题目,这一题目便是《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极为丰富,从教育学上说,工具理性是指知识,指数据,指逻辑,指人之外的物理、业理、原理等等,而价值理性则是指“人”本身的真、善、美等主体价值。两种理性都重要,但价值理性应是第一位。如果说“智育”的重心是培育工具理性,那么,德育、美育、体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要义则应是培育价值理性。当下的地球正在向物质倾斜,向工具理性倾斜。这是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的世界性“文化偏至”,与一百年前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批评的偏向相似。这部《教育论语》虽是“论述”但并非空谈,便是它带有历史具体性与历史针对性,所强调的是价值理性的教育,也就是全面优秀人性的塑造和整体生命质量的提升。不过,强调之下,也不忽视工具理性的培育,即不忽视系统知识的“灌输”、认知能力的生长与专业技能的训练。逻辑、程序、判断、专业技能等均属工具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大历史功绩是它发现中国逻辑文化即工具理性的阙如,所以,才有“科学”的呼唤,才有八十多年来“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这全然没有错。但在电脑程序和经济数字统治一切的当今时代里,我们则不能不与时代潮流保持批判性的距离,把教育的重心拉回到价值理性的关注上。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宗教。从宽松的意义上说,中国的儒与道,乃是半宗教半哲学。在中国的大文化系统里,有意志、有人格的神始终不在场。虽然上帝缺席,但中国人不能没有信仰和敬畏,所以近代的贤者们才想出“以道德代宗教”(章太炎)或“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等命题,其指归也正是要以价值理性来代替宗教理性。我的《教育论语》其主题与近代先贤们的大思路相通,关切的也是价值理性的培养。这不一定是教育真理,但可供献身于教育事业的老师们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们讨论。

谢谢孙汉生先生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谢谢打印这一书稿的叶鸿基表弟和黎明大学的刘平等执教朋友。

是为序。

刘再复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Col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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