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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鉴五四》
胡绳近代史著批评提纲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胡绳近代史著批评提纲

——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革命道统与历史定义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是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著,也是胡绳个人后期的代表作。此书一版再版,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并成了阐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权威性著作。我个人也多次阅读,熟知书中的每一章节。此书思想清晰,文字非常明快,许多历史细节,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情节,更是展现得有条有理,可读性很强。无论是对胡绳本人还是对他的这部名著,我都怀有敬意。

    可惜的是,这部著作尽管表述严谨,但立论却大可商榷,整个框架很可质疑。这一状况,与胡绳在上世纪下半叶的许多论著发生的问题相似。例如《枣下论丛》,集子中无论是批判胡适、胡风还是批判“右派”的文章,可以说,其态度比同时期的其他批判者都平和,其语言也比同道者更讲理,逻辑严谨且不盛气凌人。要论文风,真是无懈可击。可惜也是立论错了,文章的框架站不住脚。把胡适,胡风先界定为“敌人”然后再作文章,就很难再有学术可言。这是当时的风气,胡绳成为风气中人,也可理解。但他批判费孝通时,把整个中国社会学这一学科界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学,断定二十世纪下半叶再讲社会学便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复辟”,这种立论恐怕只能说是“独断论”了。立论一错,分析得再严密,也让人难以信服。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有这个问题。胡绳写这本书的目的,显然是说,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是承继过去的革命道统,只是,过去的道统不完善,到了一九四九年革命才赢得完善。从这一目的出发,他便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找到了核心论点,即中国近代史乃是三大革命的历史——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的历史。在胡著中,三大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脉络,而且是唯一脉络。革命之外的洋务运动、改良运动不过是历史的穿插,无非是为了维护封建反动政权。其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功劳不仅不予肯定,而且处处贬斥。如果历史定义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毛泽东语),那么,胡绳这部史著的立论和框架,自然无可挑剔。但是,如果历史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发展的历史或定义为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历史,那么,胡著就不是不可以让人提出质疑了。笔者正是从“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对胡绳的近代史著提出一些学术性的叩问。因为是提问,所以只用提纲形式。

  悬搁追求现代文明的基本线索

    民国时期出版过几部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林同荣的同名著作。三著均收在“民国丛书”之中。郭著史料详尽,蒋著比较简略。但郭著只有上册,未完成。此外,还有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也史料翔实,立论平正。吕思勉先生也有《中国近代史讲义》等,可惜只在大学讲授,未曾刊出。现出版了《吕著中国近代史》,才见其精华。郭、蒋两家均以现代化或中外关系为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从外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视角,观察和叙述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笔者认为,这是尊重历史的史学眼光。因为中国的制度传统与文化传统,实在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衍生出不同于“现代形态”的社会。虽然不同历史传统下的国家各自建构的现代社会具有不同之处,但在商业、贸易、市场和法律制度等技术层面则没有质的区别。传统资源的枯竭使得中国在与西方势力接触时招架不住而导致旧制度的迅速崩溃,旧制度的崩溃又产生恐慌,既有朝廷的恐慌,也有民众的恐慌。但是,与西方的接触却产生另一面,这就是西方存在方式(包括政治方式、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进入,换句话说,是现代社会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在中国得到传播和生长。这种崩溃与生长、反抗与接受,恐慌与欢迎的交织与冲突,便构成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景观。近代史书,能够抓住这一景观,以中外关系即现代化进程为框架,这起码比较实在地把握中国近代史现象并能作出比较合符历史真实的解释。郭廷以、蒋廷黻,林同荣、陈恭禄、吕思勉等的史著,其优点就在于此。也可以说,近代史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开端。而胡绳的近代史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完全丢开中国近代史最基本,最重要的景观,悬搁中国现代化第一历程的基本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胡著是近代史描述的倒退。胡绳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蒋廷黻和林同荣的著作,但肯定读过郭廷以的著作(有引文可以为证)。既然读过郭著,也知道前人关于现代化进程的解释框架,却又完全不予理睬,这就足以说明,胡绳对近代史的解释,是一种人工剪裁、主观锻造的结果,或者说,是政治意识形态驾驭历史研究的结果。由于用政治取代学术,这就注定无法呈现历史真相。且不说整部著作的框架,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小节来说,基于政治原因,竟然只字不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周作人的名字,也不提蔡元培的名字。在五十年代前期全国性的讨伐胡适的政治运动中,胡绳写过最有代表性的批判胡适的文章,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仍然从政治上把握胡适,自然就把胡适剔除于新文化运动之外,可是胡适,周作人名字的缺席,新文化运动就丧失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人文主义取代专制主义等基本内涵,这段历史的真面目就模糊不清,至少是空洞空疏。胡绳当然不是不知道胡适、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但因迎合了强权政治的需要(宣传的需要),不得不放弃学者独立的立场,连最起码的历史客观事实都未能正视,这真是悲剧。史学研究,如果不能超越党派政治,势必造成这种阉割历史的“偏颇”。将学术变成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或者反过来给党派政治披上一件学术的外衣,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下称“胡著近代史”)可说是个典型。

    胡著近代史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只有暴力形式的国有化革命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当然,按照胡绳的思路,四九年革命如何解决中国问题是属于下半页,他写的只是上半页。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等“三大革命高潮”构成的上半页,可歌可泣,胡绳对其礼赞,目的是为下半页作铺垫: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革命,无论如何壮弱还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以反为正的框架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的取代

笔者在这里并不对国有化革命本身进行价值判断,但相信,“革命崇拜”,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动力与历史主脉,这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史学问题。胡著近代史的立足点,正是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转换成史学问题并融化到自己对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中。胡绳怎样实现这种转换呢?笔者以为有两个关键点:

    (1)胡绳把历史看成一个封闭的过程,把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共产主义革命看作社会演变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将发现解决中国所有难题的方案,或者说,中国数千年来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将在这个制高点上得到完美解决,以后不会再有问题。胡绳的史学眼睛,就是把自己设想站在这个终点上观看以往历史的眼睛。其实,这个终点是虚拟的,说到底只是一种幻觉。正因为胡绳心中有了这个虚拟的历史终点即“最后革命”的情结,因此,他便把中国近代史看作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封闭性历史,认定此段历史的主脉,只有三大革命,没有现代文明的寻求与建构。本是双线的历史(暴力革命与文明建构),变成单线的历史(只有暴力革命)。胡绳既然虚拟一个历史终点,当然也就把其实是历史长河中某一过程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是最后阶段,这最后阶段自然就成了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也成了胡绳观看历史的绝对参照系。

    (2)以“反”为“正”。中国近代史涉及到秩序的重建,但胡绳将秩序的重建简单地理解为正、反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反方(革命造反派)代表历史的主流,正方(当权派)代表历史的逆流。所有的反方都是推动近代史发展的动力,所有的正方包括正方所有的顺应现代文明潮流的改革,都只是在延长封建旧秩序。国有化革命是最后的一个反方,即第四次革命高潮,也是最彻底的高潮。胡著近代史这种“以反为正”的思路和框架,一方面与阶级斗争观点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刻意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转换成史学问题。也就是说,是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动机,推动他按照“三大革命思潮”的基本框架来解释近代史。

  “革命崇拜”下的两个史学盲点

    由于胡著近代史在历史叙述中想证实“最后阶段革命”的绝对性,因此便派生出他的两个史学盲点,也可以称作两个史学误区。我们不妨把它作为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是“革命崇拜心态”造成的无视革命本身问题的盲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显然是在革命崇拜的心态下写成的。凡是推翻固有秩序的东西,他都纳入正面褒扬、热烈讴歌的范围;凡是维护既有秩序或改良既有秩序的都被归入否定贬斥的对象。前者如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革命,后者如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胡绳对反秩序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显然有一种过分的迷恋,甚至可说是过分的崇拜,而对维护秩序和改良秩序的一切行为则有一种非理性的排斥甚至痛恨。这种狂热的革命心态,遮蔽了他对历史真相的认知,也使他作出一些违背现代文明基本准则的历史评价。例如他在描述第一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革命时,只关心与呈现太平军早期全盛时扫荡清朝的壮丽景观,却只字不提太平军对文化的摧残,丝毫不涉及杀尽和尚、道士、儒生及拆毁庙宇等行径。对于太平军领袖洪秀全,只说他“顺应潮流”的一面,完全不去分析他作为失意狂生的真实心理(即导致失败的王观原因)的一面。对于天京内乱的功过,也只用简单的阶级出身论,把石达开和韦昌辉混为一谈。对于义和团的所谓革命高潮,其历史叙述更是古怪。义和团的“……毁铁路,拆电线,仇视外人,并及华人之习新事物者,后遂攻击使馆,并与各国同时开战。”吕思勉史书如此概说,确实无疑。也正因为有此历史事实,所以吕先生才断言:“义和团者,代表中国极旧之思想者也。”  (参见《吕著中国近代史》第25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义和团的陈旧思想及种种落后愚昧行为,只要具有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都会给予批评,更何况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行动造成八国联军入侵的藉口而导致民族性的灾难。面对义和团这一现象,胡著只述其“勇”的一面,而不述其“妄”,“愚”,“暴”,“残”的一面:只述其“反帝”的一面,不述其“一律排外”的一面;只述其“反洋枪炮”的一面,不述其“刀枪不入”的陈旧思想即反现代文明的一面。产生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义和团心态,是典型的愚昧无知、妄动无序心态,胡绳之所以完全视而不见,完全没有批判能力,就因为他的革命崇拜心态与义和团的盲目造反心态产生共鸣。至于在对辛亥革命的描述中,胡绳对改良派(康,梁)的“渐变”全盘否定,只承认“骤变”(暴力革命)的绝对神圣,也是大可商榷的。我们不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不能说,只有暴力革命才是历史的必由之路,而维新、“立宪”就一定是条死路。

    被胡绳视为异类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开端,也是中国接受和建构现代文明的序幕。如果不是只关心政治意识形态,而是真正关心历史本身,至少应当解释中国的近代工业为什么一定要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方式作为第一步?这些方式又昭示中国社会有什么样的特殊问题?胡绳只看到洋务现象的表层,简单武断地说此一运动乃是“维护清朝反动统治”就草草了之。在胡绳的价值观里,建设现代工业无关紧要,不值一提,只有建立革命政权才是至关重要,才是历史核心。总之,革命崇拜心态使胡绳的内心情结变成历史偏见:造反等于善;维护,维新等于恶。戴着这一副革命有色眼镜观看历史和书写历史,其叙述中的武断,史鉴中的怪诞,以及常识的阙如,便成了题中的应有之义了。

    第二盲点是对帝国主义在近代史中的角色理解问题。胡绳之盲是看不到帝国主义到中国的贸易和“殖民”,固然有侵略的一面,但又恰恰是瓦解中国旧制度强有力的因素。假如近代史真有所谓“反封建”的话,那么,“帝国主义”正是“反封建”的先锋之一。“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存在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的存在方式。但是,标榜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胡著却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认为他的“反帝反封建”是有特殊含义的。他关注的并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真实内容,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载体和象征对象。所谓帝国主义,在胡绳书中是西方的商人,传教士、政客、政府代表、工程师等;所谓封建主义,则是朝廷、宫府。“反帝反封建”,就是要把上述这些对象赶走或消灭。胡绳的逻辑是历史研究中很有趣的现象,近代史中只要涉及到驱逐西方上述人等,他就给予表扬,如义和团就得此荣幸。而“帝国主义”带人中国土地的新事物新事理,如现代教育机构、现代医院、现代工商业、现代管理方式以及传教活动,他均一概不予理睬。这种简单地把“帝国主义”看成近代史上的“反角”,只有情绪意义而无科学意义,即无史学意义。这反映了胡绳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质言之,革命崇拜心态造成对革命运动负面的看不见,狭隘民族主义心态则造成对“帝国主义”客观作用面的看不见,这便形成胡绳史著的明显的盲区。

  阶级标签与“造反有理”思路的演绎

    除此之外,胡著近代史还有一种贯穿始末的令人不解的所谓阶级分析”方法。所有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登场的角色都被贴上阶级的标签。洪秀全本是被儒生正统中排挤出来的“狂生”,他被贴上“农民阶级”标签;康有为、梁启超则是“软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而孙中山又是“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生硬的阶级编排,当然不可能带来对历史现象的真切理解。以康,梁而言,他们本是激进求取功名的儒生,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本人从未经商置产,家无资财,不知如何与资产阶级搭上关系。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相信“阶级标签一贴就深刻”,是一种极端本质化、极端简单化的想法与方法,不幸却成了上世纪数十年的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胡绳不幸完全成了“潮流中人”与“风气中人”。说胡著近代史是部贴标签之大成的作品,绝不冤枉作者。

    胡绳在史学上出道较早,他的革命情结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初步形成了,但还没有后来那么极端。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特别是把毛泽东的“造反有理”的思想贯彻到全书,以至成为全书的“绝对精神”。因此,整合近代史著,就变成毛泽东革命观、历史观的具体转达。这种政治话语压倒历史话语的演义,实际上不是近代史研究的进步,而是大倒退。奇怪的是对于这种“造反有理”和“造反就是历史”的观念和书籍,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质疑,连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者也无动于衷。

    胡著近代史语言流畅,对历史事件的讲述娓娓动听,可读性很强。第一版问世时,作者打破长幼之别,亲自通过邮局寄赠一套给笔者。正是出于敬重,笔者多次阅读。今天不得不言,也是怀着敬重之情求索真理而已。当然,如果不是他对《告别革命》批评于先,我也不会把他的崇拜革命之作批评于此。有这次互动,并非坏事,至少可以推动大家对近代史进行一番思索。是胡绳三大革命高潮的描述接近真理,还是李泽厚和我的《告别革命》对近代史提供的新认识接近真理,可以讨论。此文提出问题,是为了共同进入问题。笔者不希望看到问题之外的“帽子”和人身攻击。我相信,对中国近代史有一个理性的、清明的认识,有益于中国未来之路的和谐与健康。

    写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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