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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诸神》
《放逐诸神》(6)作者:刘再复 林岗 阅读次数:
 

《放逐诸神

 

 


 

第三辑    现代文学史重评

 

 

 

 

 

 

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

             ——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两种政治式写作的混合

 

两、三年前,大陆文学研究界开始酝酿“重写文学史”,但尚未进入具体的批评过程和整体构思过程。具体的批评过程,首先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重新审视和评价,特别是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基本文学现象进行理性重评。本文对《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作品的批评,正是这种重评的尝试。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一九五一年就获得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大陆下半世纪所写的文学史,从王瑶先生到唐弢先生的文学史均对这部作品作出很高的评价。而近几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小说史,除了更换一些赞美词之外,也缺乏新的见解。这些新出版的史书篇幅愈来愈大,但除了量的增加和“英雄排座次”时有所调整之外,没有“质”的变化,也就是在批评的尺度、批评的视角和批评语言上没有变化。

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产生于时代的转变点上,因此很快地造成了重大影响。它一方面成为政治的教科书特别是全国的土地改革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它又为新时代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创作基调和叙事模式。这种基调和模式后来成为下半世纪中国大陆小说的基本模式,大约延续了三十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有所改变。这种叙述模式,概括地说,就是政治式的写作模式。这是以社会政治分析和政治价值判断作为写作前提,以政治意识形态语言支配一切文学语言的写作方式。

 这种方式首先是跨文化的世界性现象,在本世纪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都发生过这种现象。但这又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因为中国的政治式写作带有自身的特点,这与中国在二十世纪所处的痛苦地位有关。这种地位使得政治性的写作表现得比别的国家更为强烈,更带有阶级控诉和阶级清算的特点。我们所以特别要批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小说,就是因为它非常集中地表现了中国现代小说政治性写作的特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政治式写作”。他在阐述政治式写作时特别论证了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法国革命式写作;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即斯大林式写作。前者的特点是语言运动与鲜血横流的直流联系,以戏剧夸张的形式说明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流血代价的道理,从而使写作成为革命传说的实体,使人们震慑并强制推行公民的“流血祭礼”。他说:“法国的革命式写作永远以流血的权利或一种道德辩护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则不以修辞的夸张为特点,而是通过某种叙述来支撑既定的原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连写作中的隐喻也严格编定,即每一个隐喻都暗示着一种历史过程,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不可变更的世界法则。罗兰·巴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到了斯大林时期表现出更为彻底的特性,形成一种斯大林型的政治式写作,他描述了这种写作方式:在斯大林世界中,区分善与恶的定义一直支配着一切语言,没有任何字词是不具有价值的,写作最终具有着缩减某一过程的功能。在命令与判断之间不再有任何延搁,于是语言的封闭性趋于极端,最终一种价值被表达出来以作为另一种价值的说明。……

 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套套逻辑,是斯大林式写作中常用的方法。实际上这种写作不再着眼于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说明或一种革命的行为理由,而是以其被评判的形式来表达一种事实,这就是强加于读者一种谴责性的直接读解。

中国型的政治式写作,在开始阶段,是一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式写作。这是茅盾的《春蚕》和许多左翼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但是,发展到一九四二年之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政治式写作,则是斯大林式的写作与法国革命式写作的混合,或者说,根本无法划清这两种政治式写作的界线。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也许可称作中国型的政治式写作。
 

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

 

 

中国现代小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写作,开端阶段的典型作品,是茅盾的《春蚕》。在这之前,“五四”时期的小说虽然也有很强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政治斗争背景,但不能算是政治性写作。因为这时期的小说,并不是以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的分析作为写作的前提,更不是把小说作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译解和转述,小说中的人物也还是个人的存在物,而不是阶级的存在物。鲁迅逝世之后,许多鲁迅研究者费尽心思企图证明阿Q是阶级的存在物的努力所以失败,就因为阿Q确实不是政治学说和阶级学说的形象图解。

但是,创造社批评鲁迅时,自身的小说创作,严格地说,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式写作。他们对“主义”只有空洞热情而无理性认识,所作的一些政治性小说,带着很浓的革命罗曼蒂克色彩,是“革命加恋爱”这一公式的各种变形,其人物还不完全是阶级的存在物,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分析也未能在他们的小说中得到准确的转述。真正转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并在文学上产生影响的第一批作品,是茅盾的《春蚕》、《子夜》等小说。

《春蚕》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现代》杂志。那时,中国思想界三场大辩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主导地位已开始确立,它对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历史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已形成压倒性优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小说叙事的渗透,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层开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包含着“全盘性”和“普遍性”特点,它不仅可以解释宇宙、历史、社会人生中的诸多问题,而且又对现实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同时,它也提供了作家一种现成的说明社会人生的思想模式,从而直接影响了小说叙事。

 《春蚕》就是接受这种影响后而写成的。整个故事情节可以概括为:一个养蚕的老农(老通宝)怀抱着丰收的希望,收成果然也不错,但却得到相反的欠下更多债务的结果。这篇小说通过主角老通宝提出一个宏观性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乡村的养蚕农民,愈是辛勤劳动愈是贫穷愈是濒临破产。这是命中注定吗?是欠了长毛鬼(太平军)阴间的债吗?都不是。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掠夺和作为封建经济方式的代表高利贷剥削的结果。小说的一个重要社会意象是出现在老通宝面前的“小火轮”,“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蚕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轧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正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这一意象是一个隐喻,一个暗示,也是问题的答案:中国的乡村之所以破产是因为洋鬼子的掠夺。这一答案和当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分析和估计完全一致。故事还未进入时间过程的叙述,结论已经被强烈地暗示出来了。接着作者以三节的篇幅叙述老通宝辛苦养蚕,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不过是以一个时间框架的形式,重复第一节的问题和结论,而且将结论说得更加清楚。养蚕要有桑叶,老通宝没有土地,又欠债,只得借人家三十元高利贷买叶子。可是后来,蚕事特别好,叶子不够吃,而且叶子行情“正涨”,只好拿自己的桑地去抵押,借钱买叶子。叶子有了,“蚕花”好了,茧厂却不开了。“真正世界变了”,望着前所未有的好蚕子,老通宝不得不借了船,到近三百里外的无锡去买茧子。但一共只卖了一百元,还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反复强调的正是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民族工业和中国乡村的破产。很明显,茅盾对《春蚕》的构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自觉转述。应当说,小说中的意象和故事所包含的隐喻都是严格编定的,它完全是当时刚刚占上风的社会政治分析的直接的、形象的译解。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分析离不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一样,以这种思想模式驾驭叙述的小说,总是离不开对立力量的较量和历史批判眼光。但《春蚕》的批判有自己的特点。整个故事,并没有展开正面冲突,小说中的历史批判是暗示出来的,老通宝一家和他的村邻,毫无疑问是被剥削的阶级,作为被剥削的一方,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为自己的生活洒下汗水,但成果到那里去了呢?小说只给了暗示。作为剥削他们的一方,虽然清楚地出现在故事中,但并无正的冲突。小轮船所暗指的帝国主义势力和高利贷所代表的封建经济局限,只是农村破产的原因,而不是要替他们行为赎罪的罪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利益的对立在故事里表现得非常清楚,只是压迫者并不是凶神恶煞或不可告人的形象,他们被推到被压迫者的苦难的背后。只要想一想老通宝和他的村民争取丰收的汗水换来的只是债务的苦难,谁就会明白真正的“罪人”是谁。作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模式来设计和解释自己虚构的故事情节。“真是天也变了”,是叙述者通过老通宝的口说出来的问题,也是要读者领悟的问题,而小说的叙事处处围绕着回答这个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模式贯串在叙述中,在茅盾的小说里,表现为“问题——解答问题”的叙述形态。

而以强烈的夸张形式来渲染现实的两极对立,以至使政治性的清算意识压倒一切和支配一切的,则是一九四二年以后出现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类的作品。

  

“历史罪人”的发现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首先表现出把叙事过程和政治价值判断同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式写作的特点。唐弢、严家炎称赞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说“再现”并没有错,问题是这种“再现”,缺乏作家的超越立场,而以一种强烈的政治价值判断去“再现”。因此,这种“再现”的结果是使艺术与现实政治斗争完全等同,使文学变成一种“认识”,并成为现实政治的形象图解。

 把时间过程和价值判断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历史观的重要特征。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获得新的灵魂,最关键的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引入,把马克思主义时间观转化为自己的叙事逻辑。马克思主义时间观,是一种成熟的完整的时间观,作家一旦获得这种时间观的启示,就会获得一种对人类历史进程中“大是大非”和“大善大恶”的价值判断。古代的话本小说所以常常被因果报应观念所主宰,就是它缺乏成熟的完整的时间观,而且在因果观念中,因与果的先后秩序并不包含着价值高低的判断。而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则不然,它的时间观念与它对人类历史的描述完全结合在一起,并包含了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进步”观念。这种“进步”,反映在人类历史上,便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山资本主义社会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

 这一逻辑,不仅是时间逻辑,也是价值逻辑。既然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以原始社会为起点的、由低级到高级的时间流,那么,在这种流程中,就发生极端对立的两项:一项是顺乎历史潮流和推动潮流前行的力量,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力量;一项则是逆于历史潮流和阻碍历史潮流的力量,这就是反动的腐朽的力量。而代表这两极力量的是不同的阶级。在作出这种价值判断之后,接着就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即发现了“历史罪人”。这个历史罪人就是代表反动方向的旧制度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它应当承担全部历史罪责。任何新生的革命阶级为了历史进步,对这一历史罪人进行清算,乃至用最残酷手段对其斗争,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把它消灭,都是合理的,都是实现历史使命所必须的。上述这一重大发现和严酷逻辑,是上半世纪的先锋观念,即历史决定论观念。它成了现代“广义革命小说”的精神支点。

 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和历史观被引入中国现代文学之后,使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找到一个“历史罪人”,一个精神支撑点,一种两极对立的基本框架。这种观念,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就和实际的政治运动及为政治运动服务的文学运动结合起来。革命文学为了负起一种和武装军队相平衡的另一类型军队的作用,就是文学中强化和膨胀两极力量的对抗,扬弃左翼文学时期类似《春蚕》的政治式写作,即扬弃那种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批判的阶段,而直接进入对历史罪人的大、清算,并且为清算斗争的一切残酷行为包括流血行为辩护。这样,就把法国革命式写作那种夸张形式和残酷形式渗入马克思主义写作之中,形成了另一种膨胀化和两极化的政治式写作。

 

 

命名的暴力

 

 

这种写作方式在四十年代集中地表现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其他一些农民文学作品中。它们首先共同地表现出罗兰·巴特所说的“命名与价值判断同一”的斯大林式写作。他们都已发现了历史罪人,并在现实政治中找到历史罪人的阶级载体,这就是“地主”。

因此,在作品中,凡是被命名为“地主”的人,就可以随之给他作出一种严酷的价值判断,他就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这种人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具有绝对的负价值。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里的钱文贵,因为被命名为“地主”,所以,他把儿子送去参加八路军,便是为了获得“军属”之名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把女儿嫁给受过许多苦的村治安员,便是为了俘虏和腐蚀这个新政权的重要分子:他和妻子支持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相爱,更是阴险的“美人计”。对钱文贵一切行为的价值判断,完全来自预先就已确定好的“命名”。而另一极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程仁和黑妮相爱早在程仁当钱家的雇工时就开始了,本来他们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带有个性的故事,但是,在程仁被命名为“农会主任”(贫农阶级的代表)而黑妮被命名为“地主侄女”后,他们的个人情感就被阶级的政治理念阉割了。黑妮的情感被改变了性质,变成地主阶级腐蚀贫农阶级的法码,而程仁的情感则变成阶级斗争中的精神重担,他是否能自行割断和黑妮的感情,变成考验他是否立场坚定和政治成熟的试金石。从表面上看,这一切好像在表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若干评论者正是这样推崇《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实际上,这是简单和虚假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是在简单的两极化对立前提下的一种极为表面化的“复杂性”。而且,即使是这么一点表层的非常虚假的“复杂性”,最后也被叙述者自行扑灭,“统一”在自己预定的政治编码中。有些读者在这部正、邪两极对立的乏味叙事中唯一感到兴趣的是黑妮,因为只有她的性格有点模糊性,有别于其他被贴上阶级标签并完全等同于标签的人物。但是,小说在开始部分表现出来的这点很微弱的模糊性,到了后来也不知去向了。

 冯雪峯在赞扬这部小说时,曾批评黑妮这个人物的性格缺乏和环境、事件及别的人物联系的“有机性”,确乎如此。因为这个人物的有机生命已被作者事先编定的两极战斗阉割了。丁玲自己也说,她在土改时看到一个从地主家走出来的有别于地主的漂亮女孩子(黑妮的模特儿),本应当好好写,“但是在写的时候,我又想到这样的人物是不容易处理的,于是把为她想好的好多场面去掉了。”这段自白也说明作者在叙述这个人物时,已被先验的命名所主宰,着意阉割其有机生命,因此,一个本来可以超越“标签”的人物,其性格内涵也变得微不足道。对中国革命文学一直怀着热情的苏联汉学家H·费德林在其《中国文学》一书第二章中也作过这样的批评:“虽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塑造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人物,但其中有一些人物缺乏鲜明的、特有的个性。丁玲努力塑造的既有先进人物,也有落后人物,可是他们并没有都成为艺术上富有表现力的、生气勃勃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作者有时缺乏足够的技巧和创作勇气来鲜明突出地描绘主人公。丁玲本来有能力更为鲜明地在自己的小说中表现妇女形象,这在过去她就已经做到了。黑妮形象在小说开头描写得很生动,可是后来仅仅勾画出一个轮廓。”丁玲没有塑造好人物,其实不是缺乏足够的技巧和创造勇气(倒是“本来有能力”),而是她以政治式写作取代自己过去(创作《莎菲女士日记》时期)的文学式写作,用政治分析代替文学分析和文学描述,从而造成她自身的艺术退化和失败。如果一位作家套用某种意识形态来理解历史过程,看待革命,那么就必然会损害艺术价值。造成这种损害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把叙述变成意识形态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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