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白的时代到复调的时代-《放逐诸神》-文学理论与批评-再复迷网
《放逐诸神》
从独白的时代到复调的时代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从独白的时代到复调的时代

——大陆文学四十年发展轮廓

 

独白时代之一:“新台阁体”诗文的兴衰

 

关于大陆当代文学的群体性现象,我在已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曾作过描述。例如,在《中国当代诗文中的“新台阁体”》(《九州学刊》一九九一年十月号四卷三期)一文中,我就对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的诗歌和散文的基调和基本体式作了概括,认为这个年代的诗文乃是明代永乐成化年间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台阁体”的重新显现。“台阁体”的特点就是以千篇一律的僵化形式粉饰太平,颂扬帝王的权威,从而丧失了个体的生命感觉和个性经验语言。以郭沫若、贺敬之、臧克家为代表的新台阁体也有类似特点。不过,它开始时还带着某些真情与豪气,不失雍容典雅,属于革命后的讴歌文学,但发展到了六、七十年代,则变成充满矫情的献媚文学和阿谀文学,诗文成了夤缘求进的阶梯,完全失去文学的价值。而郭沬若、贺敬之、臧克家等则成了现代的宫廷诗人。可以说,就其境界而言,七十年代“台阁体”后期的诗作,已降到本世纪现代诗歌的最低点。然而,在弥漫著“台阁”气的二、三十年中,也有一些诗歌是特殊而有价值的。例如艾青的《海岬上》,穆旦的《葬歌》,郭小川的《望星空》和《将军三部曲》,闻捷的《吐鲁蕃情歌》、《天山牧歌》和《复仇的火焰》等。其中郭小川的《望星空》竟写出热火朝天时代的大寂寞感,而《将军三部曲》写了战争中情爱与人性的挣扎,真是空谷足音。但是,这些诗歌一出版就遭到批判,因此,整个诗坛还是被“新台阁体”的空疏之气所笼罩。这种诗歌的绝境,直到一九七七年才被北岛、舒婷、芒克、杨炼等“今天派”诗人所冲破。“今天派”诗歌的功绩在于它打破“新台阁体”那种“代圣贤立言”的诗路,重新复活诗歌的个体生命感觉和个性经验语言。除了这群年轻诗人之外,老诗人艾青、邵燕祥、绿原、蔡其矫、公刘、彭燕郊、流沙河、刘湛秋等,也为打破诗歌的僵死模式作出贡献。

除了诗歌之外,散文也陷入新台阁体的基本格式。“五四”和“五四”之后二十年间的散文成就是很高的,它的基调乃是表现自我人格和自我对时代的感受。到了四十年代,延安开始大力提倡写作“战地通讯”,使散文变成描写前线事态和集体事功的时事性文学。一九四九年之后,“战地通讯”成为散文的主流。刘白羽的《光明照耀著沈阳》(一九四九年,山东新华书店)、《伟大的战斗》(一九四九年,海燕出版社)、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九五〇,人民文学出版社)、杨朔的《鸭绿江南北》(一九五〇,三下图书公司)等成为散文的样版。这种散文基调高亢激昂,时事性和通讯性压倒文学性。一九六〇年前后,这群时事性散文家力图改变这种散文体式,著意强化散文的诗意,但其基调又是对红太阳的讴歌,华丽的辞藻仍然掩盖不住其内容的空疏,因此,又流入“台阁体”的格局。直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刘宾雁、苏晓康、戴晴等的报告文学,巴金的忏悔文学,冰心的散记文学和一群中青年作家的散文才打破这种“代圣贤立言”的格局。对于这些散文,特别是报告文学,其文学价值常有争议,但它的道义水平之高,社会震撼力之大,却是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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