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诸神》(5)-《放逐诸神》-文学理论与批评-再复迷网
《放逐诸神》
《放逐诸神》(5)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放逐诸神》 

 

 

第二辑  “重写文学史”的思考

 

 

 

 

文学史悖论

 

1988年,我在已故的王瑶先生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对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原则,进行商榷。我认为,前40年大陆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文学史观可称为“直线进化论”。这种直线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是: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而后一代文学是前一代文学的进化,因此,它总是优胜于前一代文学。体现这种文学观念主要不是先后的时序问题,而是连着先后时序的优劣价值判断问题,描述方式与价值判断完全合一。在这种文学史观的支配下,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便被展示为这样一个直线进化过程:  

 

20年代:产生优于古代文学的现代启蒙文学;

30年代:(20年代就开始发生):产生优于启蒙文学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

40年代:产生优于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

50年代:产生优于工农兵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70年代后,随着政治的变动,重新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受政治影响而被开除出文学史的一些作家如艾青等重新请入史书,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新编的文学史并没有摆脱“直线进化”的描述模式。正因为这样,便有上海一批年青学人,呼吁“重写文学史”,这种呼吁完全是一种学术要求。直到最近,才知道国内有人对此义愤填膺,认为这是“企图打破社会主义文学史,树立资产阶级文学史”,这种胡乱“上纲”真使我大吃一惊,知道探讨编写文学史原则也是一件麻烦事。

 

我在1988年的座谈会上,对“直线进化”观念提出几点质疑:一、直线进化论没有看到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又一个阶段的递进并不都是文学运动自身自然演进的事实。每一种事物,它的正常发展过程应当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在前一阶段发展到成熟之后才过渡到后一阶段。但我国现代文学并不是这种自然演进,而是受到外在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的巨大冲击后而发生的跳跃和“突变”。这种情况迫使许多作家放弃日趋成熟的写法而寻找另一种陌生的道路,从而造成这些作家在新的道路上由于准备不足而产生的幼稚、粗糙和艺术水平的下降现象。二、文学的进步不可能与社会进步成正比。政治、经济因素有时可以成为文学发展的现实动力,使文学与社会表现为发展的同步性,但社会也可能为了自身的进步而要求文学艺术为它付出代价,此时,文学艺术则表现为止步和非同步。现代文学就经常处于「付出代价」的境况之中。三、就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言,文学的发展并不总是直线进化或直线上升的。文学的成果无法按照历史的先后程序来确定它的高低优劣。属于历史后期的文学高峯与属于历史前期的文学高峯,可以并列,却难以比出高低。正因为这种特殊现象,马克思才认定古希腊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我提出的这些理由,只是为了说明,不应当把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无论是史实问题还是史观问题都不应当简单化。关于史实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并非只有进化而没有退化,并非只有发展而没有停滞,并非只有成功而没有失败。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是双重走向的文学史,既有成功的现象,也有失败的现象,甚至有严重的失败现象(即文学的退化现象)。不正视、研究失败现象,把现代文学史写成单一情节的革命文学的进行曲和颂歌,这于政治没有意义,于文学更无意义。关于史论问题(即文学史观),不仅在大陆,而且在全世界学术界都在讨论,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就出版过《重写美国文学史》的论文集。所谓“重写”,首先是对文学观的重新审定,而这又是一个学术性极强的问题。

笔者不赞同单一情节的文学史观,并不是说,每一部文学史都应当涵盖一切,而是说,无论编写何种类型(包括文体史、断代史、通史等)的文学史,对史的整个过程都应当看到它的悖论,看到它乃是一个多种走向、多种情节和多种意识系统和话语系统互相交汇的过程。注意文学史的悖论,有可能打开重写文学史的思路。以下,我试列出若干组悖论的内涵。

 

第一组悖论:文学发展;文学无发展

 

确认文学是发展的,是确认文学具有时代性、历时性,确认文学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以往文学史家关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发展轮廓,就是文学时代性轮廓。“五四”时期胡适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从文学无法脱离时代和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这一层面上说,这种描述是无可非议的,它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一代学人的文学史观,是不奇怪的。

然而,文学又无所谓发展。这是因为文学艺术属于超越性文化。它既有与现实生活的流迁发展相连结的一面,又有超越现实和超越时空的独立自足的一面。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产生之后或一种文学模式、文学传统形成之后,它便成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并不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失去审美价值,这就是文学的永久性。例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的诗歌,历经千年,今天仍然非常辉煌,这就是诗的超越、自足、永久等品格在起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无所谓发展,更无所谓从低级到高级进化。不能说李白、杜甫是屈原的进化,也不能说胡适、郭沬若是李白的进化。与此相通,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海明威和福克纳小说,形成文学高峯之后,便具有超时空的永久性魅力,成为独立自足的符号系统,前高峯与后高峯只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发展关系。“五四”时期吴宓、梅光迪等强调的正是文学无所谓发展的一面。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方名家(如美国19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且谓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诸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1]

胡适与梅光迪的争论,一个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历时性;一个强调文学的超越性、自足性,两极互不相容,而实际上两种观念都符合充分理由律,都道破文学史悖论中的一端。今天,我们不应当再把这两种观念的对立,视为“革命”与“反动”(或称保守)的对立,而应视为各持文学史悖论的一端。这样,对现代文学史的评述将更加合理。

 

 

会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