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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诸神》
《放逐诸神》(9)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放逐诸神

 

 

 第三辑  现代文学史重评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陷阱

——李欧梵、刘再复对话录

 

《明报月刊》编辑部按语:李欧梵和刘再复这一文学谈话,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文学系统(对谈录中也称作“革命文统和广义革命文学”)提出根本性批评。他们认为,这一系统的作家,最初接受富有道德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本来是良知的选择,但是他们忽略文学艺术可以超越“主义”和大于“主义”的特性,反而把“主义”变成小说叙述的前提和框架,用“主义”驾驭叙述,形成一种转达意识形态语言和价值准则的政治式写作。这样,“主义”便成了一些作家创作的陷阱。除了“主义”之外,革命文学系统出于战斗需求,又组织各种带政治性的文学集团并要求集团成员认同集团的纲领,这又使文学成为集团纲领的阐释,使作家削弱创作中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从而形成另一陷阱。这些陷阱严重地影响和削弱一代文学的水平,以至出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类完全丧失人道光辉和离文学本性很远的作品。

本文是一九九一年九月廿六日上午李、刘两位在东京Plaza Hotel的对谈,后由孙立川整理。   

 

李欧梵:最近,你又在想些甚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对谈一下。去年我们关于轻与重的对话、文学史悖论的对话,很有趣,以后该整理出来发表。

刘再复:这一年多,我常常在思考这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系统”。这一系统,不仅是指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还包括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李欧梵:这可以称作“革命文统”吧。

刘再复:我给它命名为“广义革命文学”,以和创造社的狭义“革命文学”相区别。称作“革命文统”也可以。在大陆,讲文学传统,一是指远传统,即“五四”以前的古代文学传统;一是指近传统,即“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传统。在讲近传统时,我们总是强调这一传统的所谓“主流”,也就是“革命文统”。

 

两极思路的陷阱

 

李欧梵:我看到一些讲话和文章,说要“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学传统”,或说“战斗文学传统”,也正是这个意思。

刘再复:在大陆流行的观念看来,革命文统才是近传统的“正统”,也就是“正宗。至于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自然就属于“邪宗”。

李欧梵:“邪宗”还常常“扩大化”,扩大到冰心、老舍、巴金、李劫人等。

刘再复:今天,我们应当对“正宗”作些坦率的批评。这种批评不是简单的整体性否定,但对其普遍性的、影响一代文学水平的问题应当指出来。

李欧梵:对这一“正宗”作点反思是很必要的。用老话说,叫做“总结心智的教训”,用时髦的话说,叫做“发现叙述方式的误区”。

刘再复:也可以说是“发现文学的陷阱”。在我赴美之前,思路基本上还是所谓“拨乱反正”。“拨乱”就是批判“四人帮”那种极端的左倾观念,这自然是应当的。但“反正”的意思是回到“正”的出发点,即近传统的“正统”之上,也就是你所说的“革命文统”上。今天看来,这个“正”的本身,也有许多问题值得反省。而且,把复杂的精神现象做简单的“邪”“正”之分也很不妥当。简单化的“忠奸之分”、“邪正之分”、“革命与反动之分”和相应的“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思维方式,恰恰是本世纪中最要不得的思维方式,也是危害最大、最值得反省的思维方式。可是这种思维方式又成了近传统“正统”文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我们的“反正”,不仅不能返回到这种思路上去,而且要理性地批评这种思路。

李欧梵: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你以前说的“丙崽式”的思维方式。在五四文学运动中,就把文学简单地作“邪正”的两极之分,把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作为“正”,把古典文学、贵族文学、山林文学作为“邪”;这样,在提倡平民文学的时候,就以打倒贵族文学为前提。其实,不用说古典文学,就是在所谓贵族文学、山林文学中,优秀作品多得很。

刘再复:平民文学如果没有贵族文学精神的洗礼,就会粗鄙化。这一点,周作人最早作了反省,但未被注意。周作人在一九二三年所写的《自己的园地》中,就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把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截然划分”作了检讨,承认“不妥”。他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五四”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后来的文学影响非常大,使得中国文学偏激地走向大众文学,进而发展到工农兵文学,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越来越鄙俗化。这种倾向最后不仅影响到文学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五四开创现代文学很有贡献,但这种两项对峙的思路是有问题的。

李欧梵:所谓“死文学”与“活文学”之分,“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之分,也是“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这都是企图以消灭一部分文学作为倡导一部分文学的前提。这种思维方法一旦和“进化论”、阶级论结合,就有进步与反动之分。

刘再复:这种“进步”与“反动”之分,愈演愈烈,后来就演成广义革命文学的基本思路。“进步”与“反动”之分,这是一种价值判断。后来革命文统的写作方式,就是叙述和价值判断的完全“同一”,这也就是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所说的,叫做“政治式写作”。

李欧梵:“进化论”虽然也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的观念,也导致“死文学”与“活文学”的两极化价值判断,但并没有造成小说叙述中“进步”与“反动”的基本框架。造成这种现象,恐怕是“阶级论”的结果。

刘再复:“阶级论”把五四已有的两极思维膨胀化并找到阶级载体。五四运动后,经过大约十年的过程,革命作家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首先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这种观念,不仅是一个时间逻辑,而且是一个价值逻辑,它认定历史的过程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从原始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流程,在这个流程中,形成了代表历史潮流方向的“进步”一极和代表反历史潮流的“反动”一极。“反动”一极,便是历史罪人。“进步”一极,就是革命阶级的新生力量。这种观念一引入文学,便对文学产生极大时影响。

李欧梵:与这种观念相应的,自然是“歌颂”与“暴露”的两极态度。对于“历史罪人”,无论怎样暴露、丑化、诅咒,都是合理的,对于革命阶级代表,则无论怎么拔高,甚至“高大全”,也合乎逻辑的。这种两极思维、两极态度真是文学的陷阱。

刘再复:作家一旦落入这种陷阱,就很难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就离文学愈来愈远。

李欧梵:三十年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作家都左倾,激进。革命,马克思主义很时髦,落入陷阱的作家很不少。

刘再复: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学说,是富有道德感的。它反对剥削、压迫,这种学说容易和作家的良知相通。当时许多作家接受这种主义,是出于且知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今天,我们也不是谴责“主义”本身,而是认为,不应当把“主义”当作写作前提和出发点。

李欧梵:也可以说,不应当把文学当作“主义”的形象阐释,或当作转述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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