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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革命文学理论的话语和实际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革命文学理论的话语和实际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文艺理论方面一个据统治地位的强势话语的最终产生。马克思主义由一种关於社会和历史的学说,或者说由一种世界观走向与新生的社会组织的权力紧密结合,落实到文艺方面而形成一个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革命文学理论话语的出现,当然伴随着“思想的强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说,它的理论言说的地位是不可挑战的,因为它的背後存在着社会组织权力的强大支持。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五四以来,左翼文学经过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坛约十年的孕育、发展,形成一些左翼阵营内部的理论话题,这些话题当时只是悬浮於政治权力之上的理论言说,它虽然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甚至是意识形态色彩,但并没有落到社会组织权力的实处,故而在诸种理论话语竞争局面之下,它还是属於思想探索追求真理范围内的事情。随着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和延安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壮大,左翼文学阵营所产生的理论话题,就有了重新整合的必要。某些理论焦点已经转移,某些提法已经修改,某些论证也已经调整。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理论话题重新整合的过程,它的结果当然就是强势话语——《讲话》——的产生。《讲话》所讨论的话题至少在表面上承继了左翼十年时代的说法,但在理论的深层却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当时许多参与或旁及左翼文艺运动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理论话语性质的这种深刻变化,只是追随时代,逐流而行。其後,现代文学批评更是被一片“颂圣”的声音所遮蔽。今天,我们站在後设的历史角度,追溯发生在四十年代初期文论话语建构的内中线索,重观它对以後文坛的支配与塑造,并在这个大背景下,理解一些文学史绕不过的有趣现象,如周扬的得意、胡风的悲剧、赵树理的尴尬等,或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站队与归顺:工农兵文学的语境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整风背景之下发生的,而整风是党内斗争的结果。遵义会议後,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等务实路线的组织领导地位,但务实路线的思想权威并没有同时确立。四十年代初期,抗战处於相持阶段,边区中央利用战事平静的时期,发动整风,以解决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当时说法,看似是一个普遍的思想教育运动,但普遍的思想教育只不过是整风的外围目标,整风真正要达到的实质目标是肃清王明路线,确立务实路线的思想权威。细读当年的文献,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词,无不有言外之意,隐指王明路线。这些整风声称要解决的东西,决不是我们今天字面上所理解的意思。《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发表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它是第一篇号召整风的社论,内中说道:“会引证马列主义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的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从中我们可以领会到,这裏批评的主观主义,并不是一般不明情况的主观主义,而是指那些引用马列经典滔滔不绝的主观主义。陆定一《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一文说得更清楚:“在苏维埃运动後期,这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曾统治着我们的党,直到遵义会议才止。但就在遵义会议以後,这些坏东西,还在袭击我们党,损害我们党。现在是遵义会议之後七年之久了,我们才来清算它”。同文谈到整风的目标时说:
 
    思想革命,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肃清过去曾经在某些时期统治过我党而现在尚残留在党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与实践方法,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同时是改造全党八十万党员的思想
 
整风当中,中央发布二十二个必须学习领会的文件。这二十二个文件约分为三个部份,首先是针对王明路线的,有毛泽东、康生的讲话和中央的决定;其次是关於党员的修养和品格的,主要有刘少奇、陈云的讲话;再次是列宁、斯大林和联共的文章和文件。无疑第三部份只是一种必要的修饰,核心是第一、第二部份的内容。按照这样的思路,整风务求解决的“三风”问题,无论是核心目标——树立务实路线的思想权威,还是外围目标……教育党员,都是解决得来毫无曲折的。就是说整风运动会很平静地达到目标,对党和对个人都不会有後来那么大的触动。因为王明的势力已经退出领导核心,而且各个边区和根据地的领导权都为务实路线所掌握,只要创出有足够建设性的理论言说去代替王明的教条,所谓消除“三风”的运动便是波澜不惊的事情。事实上,随着陕甘宁边区的稳定,王明路线问题一直在解决中。但是,整风的後期发展,特别在延安的知识界、文艺界造成很大的震动,鲁艺、中研院、各文艺团体、刊物变成开展整风的轰轰烈烈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与所谓“三风”并无直接关联。似乎务实路线确立思想权威的阻碍不是来自王明路线——它的力量太微弱了,而是在通过整风确立思想权威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这新问题与党内斗争、党的历史都没有关系,它完全是为大批知识青年从国统区涌入边区的现实所造成的。这说明整风的初衷与它向知识界、文艺界的伸延变化是很不同的,而这其中的差别是耐人寻味的。
    抗战军兴,国共合作,延安成了热血青年的圣地。谋求人生出路,谋求理想实现的左倾青年纷纷从全国各地涌到延安,尤以抗战初期为多。正如毛泽东一九三九年《青年运动的方向》所说:“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此处所谓“求学”云云,当与今天求学读书有所不同,是投身革命服务新兴政权的意思。到底有多少青年抗战初奔投延安,笔者未能看到可靠的统计。但可以根据片断的史料略为推测当年的规模。郭戈奇一九四一年在延安的一个报告提到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三个月内,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青年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据此可以想见,抗战初期数万与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直接渊源的知识青年奔投延安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到来之後,延安设立各种学校,如一九三八年四月创立鲁艺,此前已经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一些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学校,延安运用学校形式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然後送到某个边区和根据地。当时,延安只是重视这些有知识的青年对抗战救国的作用,并没有想到他们会给延安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例如,《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中说: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於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
 
此份文件为毛泽东、周恩来、周扬等人共同署名。距整风约半年多之前的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社论说国内政治逆流高涨,大後方文化阵地已经显得一片荒凉,而延安以其盎然的生机,成为全国文化活跃的心脏。社论保证在延安“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份保障。艺术的想像,与乎科学的设计都在这裏发见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并表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一九四0年十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还发布过《关於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共有十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份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须知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相当声望、能有一艺之长的文化人,其作品在对内对外上常常有很大的影响。”文件虽然也指出要对文化人的作品采取既严正批判又宽大的立场,但同时又特别指出要“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在边区的文化人中间,不必建立系统的组织,以保证他们“有充份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这和一九四三年十月毛《讲话》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之後,中央宣传部於同年十一月发布的《关於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裏的说法,简直有了天壤之别。例如,文件说:“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在今天的文艺战线上,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其他战线一样,不但存在着保持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份子,而且还混有若干为敌人,反对派所派遣的奸细破坏份子,他们过去利用我们的尊重文化人(这是对的)与若干同志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是错的),散布毒素,进行反对人民破坏革命队伍与革命文艺队伍的纯洁性的活动。”一、二年之内,边区中央对所谓文化人的看法产生如此重大的改变,显然不是文化人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边区中央突然看走了眼,而是大批热血青年,也就是所谓文化人奔投延安这个事件本事所决定的。他们的到来即引发了问题,早期所以引而不发,是因为根据地的经营需要尽量多的人才,有容乃大。早期人才收揽过後,当然接着就是“思想绥靖”,以保证革命目标能够实现。这是革命过程由自发到组织必不可少的功课。当年没有思想准备的热血青年为此付出了思想、心灵和身体的代价,但这也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现存的史料看,还在边区文件提出尊重文化人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所谓文化人问题有所思考。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日後“思想绥靖”的复杂因缘。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毛泽东致信萧军,内中有言:“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萧军时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正是一个文化人汇聚的地方。想必是受了自己观察和同事议论的影响,觉得延安有不是之处,未如当初的想像,故凭着坦白豪爽的性格,拿延安的毛病直接与毛泽东说,引出了毛一番“知己”的劝告。延安有延安的逻辑,已经组织起来的革命不能容许以个人的方式提出指责,哪怕指责的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因为默许个人方式批评已经组织起来的革命最终会导致个人凌驾於组织之上,而组织则会因此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问题不在於批评指向的事实,而在於批评方式本身。毛泽东承认萧军说的“坏现象”都是事实,如果是就事论事,则萧军并无不妥。而毛认为与萧军“谈得来”,才以私函的形式劝萧军,毛显然没有恶意,而是由衷希望萧军明白延安之所以为延安的道理。其中“调理人我关系”云云,并不是指朋友之间的私人关系或同事之间的工作关系,而是指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组织是神圣的,组织凌驾於任何个人之上。不管组织存在多少不是之处,以个人方式站出来批评它们,就是动摇组织的根基,这是不允许的。尽管个人看到了事实本身,尽管个人可能拥有真理,但依然要“屈己从人”。正因为这样,毛告诫萧军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所谓“弱点”其实就是对革命只有热血理想而缺乏实际认识的文化人特有的个人方式。对热血青年来说,或许自己本身意识不到,故需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才能理解。这裏面“屈己从人”的功夫,实在是热血青年真正踏人革命的门褴的首要必修课。考试合格,“方有出路”;考试过不了关,硬是坚持自己的个人立场,自然就会“痛苦甚大”。奔投延安的新人,在认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言说方面,在认同边区中央的方针政策方面,并没有什么障碍,但这门必修课,却有人考得头破血流。
    这样看来,以整肃王明路线为目标的整风与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发生在相近的时间,也使用同样整风的字眼,但实际上却有不同。前者更多是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与权力的斗争,它的关键是“站队”。只要站队正确,或站错了马上改过来,及时改换门庭,便没有什么大碍。後者是新人投奔革命参加新政权的问题,它的关键是“归顺”。不但在思想上认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言说,认同边区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组织上服从正在发展中的革命,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心灵和行为彻底融入革命运动之中。我们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看清中国现代革命中所谓“知识份子改造的主题”的实质。现代革命本来就是身处社会边缘的激进知识份子与农工大众结合而兴起的,激进知识份子本来就是这个革命的先驱,本无“被改造”的道理。延安以前,无论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无知识份子改造问题的发生,连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坛大众化的呼声,都是左翼文人自己发出的声音,唯独到了延安之後才产生位置颠倒,知识份子才有了被改造的必要,道理何在?延安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以前,革命处於艰难曲折的草创阶段,参与者冒九死一生的风险,自然成为革命的中坚;延安以後,革命势力壮大,奔投者日众。而中坚者与途中奔投者事实上是有区别的,需要创出一个理论话语,把两者的感受、体验、利益和在革命中的位置说得圆转融和,於是“知识份子改造”主题便应运而生。毫无疑问,文化人是属於途中的投奔者。革命草创,处於地下或半地下的状态,并无待於文艺的加入;即有,也是处於遥远的侧翼的呼应。而延安则提供了两方面结合的历史机遇,文化队伍需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有机组成部份。而这个结合背後的人事背景,则是大批文化人投奔延安。文艺界不能不整风,整风又不能不以“知识份子改造”为首务,道理就在於此。文艺界整风的目的在於理顺途中投奔者的“归顺”,而一般方法当然就是知识份子的改造了。
    文艺界整风闹得最沸沸扬扬的算是王实味事件,他当初被视为托派,也就是敌人派遣的“奸细份子”了。可是事後证明是整错了,王实味对革命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解放後公安部业经给予平反。就连丁玲《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文章,也只不过是心灵有点敏感的女性的感受罢了,根本说不上是立场问题。以往一般的说法是当时的做法过“左”了。其实这是当局者的态度而不是事後对历史事件解释的知识立场。它首先设定:假如当初不左的话,这些冤枉是可以避免的。可问题是类似的冤枉事件一再出现,绵延几十年,这就不能认为是决策者一时的疏忽。倒是应当换一个角度看:既然革命的仪式已经决定,那就一定要有牺牲,至於谁做祭坛的羔羊,那当然是偶然的。王实味做了牺牲,不在於他对革命不忠诚,而在於他一贯坚持的个人方式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不“归顺”。一九四二年二月延安高层决定整风,三月王实味在《谷雨》、《解放日报》发表《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本来就不合时宜,易招致中伤者。在整风展开期间,他和他的言论被当成目标之後,他更在延安的墙报《矢与的》上,贴出《零感两则》。其中一则题曰《硬骨头与软骨头》,他劝各位同仁反思自己是属於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的人,还是属於“对‘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罗织”的人。王实味本来想以自己的坦率和良知作批评的“矢”,没想到却作了他人深文罗织的“的”。半个多世纪後的今天,我们完全清楚王实味冤枉的因由:延安所不能容忍的是他的“硬骨头”,尽管这付“硬骨头”支撑起的是个人的良知。对比起当时那些能够“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人,也许更容易明白王实味的冤枉。周立波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後悔与前瞻》,陈说整风以来的体会。他说自己有三个原因导致走了一段错路。第一是“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份子的心情,不愿意抛弃。”第二是“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的俘虏。”还有就是不懂北方方言。所以,他後悔无及,并表示要“脱胎换骨”。同刊同日还有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一文。何其芳说,“整风以後,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来象那种外国神话裏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才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读过些书本,缺乏生产斗争知识与阶级斗争知识,是很羞耻的事情。才知道自己急需改造。”周立波、何其芳所讲的是不是由衷之言,已经是不重要的了。关键是他们在当时能够及时表现出“归顺”的姿态。这种姿态令他们能够确立自己在革命中的位置。
    重提当年延安文艺界整风的人事沉浮是为了理解理论话语的争论。在“思想绥靖”的大背景下,文艺话语之间的论争及其存废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是非问题。假如我们今天还以是非对错来衡量胡风与周扬为代表的主流话语的分歧,真相很可能就被我们自己所遮蔽。当然,我们不否认其中存在道理之争,但恐怕更重要的是道理之争夹杂着的姿态。意识形态潮流下最取重的就是姿态,因为姿态包含了情感、势力和利益的认同。左翼十年到延安,进步文艺话语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在那个年代,姿态当然重於实际。记住这一点,才能穿越历史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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