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罪与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再复迷网
《罪与文学》
二十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二十世纪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

 

本文所讨论的革命文学,不仅是指创造社首先倡导的狭义的“革命文学”,而是指本世纪从创造社开始的以革命意识形态为信念的文学系统,其中包括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50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个文学系统时间跨度长,各时期的具体名称不尽相同,但其遵从的意识形态却一以贯之,所以称作“广义革命文学”。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系统重新检讨,并不否定这个系统中的一些好作品,也不否定它的艺术贡献。但是,对于这个系统存在的严重的、普遍性的缺陷,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和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逢共同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要进行坦率同时也是学理的批评。这段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的文学的历史在后人的眼里应该有一个卸了装的本来面目了。

 

1)从新文化到新文化霸权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超越时代的,它们不仅属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同时也属于以后的时代。有生命力的作品就像是有一颗自己跳动的心脏,时代和它的作者都逝去了,它却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而缺乏生命力的作品,其心脏却在体外,依赖于尚且存活的作者和时代,一旦后者遭逢不幸,作品的生命力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优秀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差别,不在于它们是否表达了人类的经验,或者表达了什么样的人类经验,而在于它们被赋予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方式去叙述人类的经验。即使基本相同的经验,以不同眼光去看它,以不同的语言、笔法和叙述方式去表现,它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意义。而基本相同的人类经验,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结构安排,不同的情节结构,不同的叙述语气,就在于作家的艺术境界和艺术表现能力是处在不同水平线上的。就像我们在上文讨论古代小说时批评过的那样,古代小说大部份是用“世间法”说因缘,只有少部份是用“超世间法”说因缘。同样是因缘;用不同的方式去说,便大异其趣。作品仅仅属于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虽然可以冠上一些好听的名声,例如“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唱出了时代历史的最强音”等等,但是,在本文看来,仅属于产生它们那个时代的作品,就是那些尾随那个时代,借用那个时代的世俗价值观念或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叙述人类经验的作品。叙述,太容易固定地属于一个时代,而要使叙述超越时代则很难。回顾文学的历史,有太多的作品仅仅属于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和社会,产生于20世纪中国的广义革命文学,又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五四时期特别是《新青年》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从前束缚人们的儒家伦理和道德,随着它所依附的王权的崩溃而失去了它在社会里的主流地位。清末以来西方思想的影响和大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这时逐渐结出了果实。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留学生回国后,纷纷撰文介绍传播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思想。而以武力作为唯一后盾的北洋军阀政府,暂时还没有垄断新闻杂志等传媒工具的能力,因而也就没有能力统一思想。于是就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和魏晋以来所仅有的因政治权力的霸权不能独树而思想极端活跃的局面。政治权力的霸权虽然企图控制思想文化的群龙无首的局面,但迫于实际能力的限制,没有办法达到它们的目的。而诸家的思想学术虽然也在谋求最终对沉默的多数的文化霸权,但它们此时也陷于诸家争鸣的“道术为天下裂”的状态。个人对文学和思想的摸索与认同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显然受到资讯发达程度的限制,但较之过去的时代,毕竟解脱了正统意识形态枷锁笼罩的阴影。在五四时代,文学和思想都到了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活跃程度。有的鼓吹文学改良,有的鼓吹旧诗,有的则鼓吹文学革命;有的鼓吹废除汉字,有的鼓吹白话,有的却鼓吹文言;有人打倒古董,有人整理国故;有人写新诗,有人探索现代小说,有人则还在写声调铿锵的旧体诗。至于思想方面,就更不胜枚举了,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保皇主义、改良主义,革命主义等等,都在个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氛围下,纷纷登台献艺,争取追随者。观众的喝彩与锺情,则视其精彩程度和刺激程度而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这是一个怀疑既成的一切的时代,这是一个个性至上的时代。尽管参与其中的人对什么是个性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但是个人独立,自强奋斗,肯定自我的价值,否定依附顺从等等观念,却构成那个时代的一般认同。鲁迅宣布:“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郭沫若宣布:“我们要自己做太阳,自己发光,自己爆出些新鲜的星球。”胡适则写道:“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得打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过我区区的心头一念!”就像他们夸张的笔法,就像他们对实际上渺小的自我有如此神圣的感受和对真正崇高神圣的自然却如此蔑视的那样,他们对个人主义的理解,激情远远超过理智,那个时代的个人观念的真正核心是浪漫主义的反抗情绪。但也正因为这样,新思潮才强烈地冲击和震撼着旧传统。闸门被打开,牢笼被粉碎,枷锁被砸断,从束缚中走到个人浪漫的自由天地。模糊不清的个性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成了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前后持续的时间不到十年。五四学生上街示威之后,特别是五卅大罢工,全国主要城市罢市、罢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形成了一股新的拯救国家危亡的社会运动。1914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所宣传的启蒙宗旨,也渐渐在社会运动方面结出它的花果,盛极一时的思想文化启蒙,突然间风流云散。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当年《新青年》的同仁,高升的高升,退隐的退隐,颓唐的颓唐。五四后期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个变化,从形式上看是一个思想文化启蒙的运动被一个现实的救亡运动所代替,救亡压倒了启蒙。可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思想文化对现实运动的深远影响随着它作为启蒙运动被压倒而消失了,那就不符合事实了。五四时期的思想,之所以可以称为启蒙,并不在于它没有意识形态性,并不在于它的纯理性,而在于它本身是一个与政治权力的霸权相分离的驳杂的集合体,多种思想、多种主义在竞争思想文化霸权的地位。《新青年》时期还没有一种思潮、一种主义,有力量将其他思潮其他主义排斥出竞争的市场,各种思想、各种主义都在“百家争鸣”。从根本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因为这些思想和主义同潜在的现实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辛亥革命中随着它所依附的王权的崩溃而失去思想文化的霸权地位,于是,霸权地位的空缺就演变出新文化运动时期多种主义和思想竞争的局面。竞争局面形成的意义是使不同的思想和主义去探索与现实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一旦摸索到具体道路的前景,社会的演变就将进入重建政治权力霸权和思想文化霸权的联姻。以长远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霸权和思想文化的霸权从来就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霸权需要思想文化霸权的辅助和阐释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思想文化霸权则需要政治霸权帮助它维持其在社会中的主流地位,为它争取更多的地盘,为它打退各种异端的挑战。两种霸权的联盟,将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儒家思想失去主流地位,王权彻底崩溃,但这并不意味扎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两种霸权的联盟彻底解体,它只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一种新联盟将会出现。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救亡运动的出现,不仅表示形式上救亡压倒了启蒙,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示一种新的思想文化的霸权和政治霸权的联盟正在出现,并将支配和重组中国社会。

    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发生了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胡适的态度看,胡适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主义无关的问题派。可是,从我们今天已经对话语性质有了更多的了解,不能认为当年的争论纯粹就是争论的题目所表示的那样,其实胡适在谈问题,但也是在谈主义。只不过胡适的主义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的色彩。他要为社会争取的,不是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然后进行革命和暴力的运动,而是渐进的、温和的社会改良。他的思想不像经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在破产的乡村和贫穷的都市的贫困人口中获得较多的共鸣,而只能在多少接受过现代教育而又害怕暴力革命的城市知识份子中获得共鸣。胡适在谈问题,也在谈主义,他的主义被一层他声称的问题包裹着,但谈论的确实是一种与李大钊很不同的温和的主义,而不是激进的主义。因此,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是学术与意识形态之争。这场论争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不同的思想、主义在竞争思想霸权的状况。与胡适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理念相比,李大钊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有针对中国基层的社会现实,并谋求“根本解决”的性质,因而也更具有意识形态性。我们知道,在儒家的经典之中包含了一个对宇宙人生的全盘性的解释,它包括天地、人文的创生,也包括历史的演变以及社会制度、人生规范等等。与生命俱来的基本疑问,都可以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寻求到解释。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儒家思想对人生疑问解释的可信性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它已经解释不了人们在新的现实面前的疑问了,它所有的既成答案毫无疑问要被质疑、被批评、被抛弃。社会充满对旧传统的批判,但答案和出路却是一片空白。个人可以忍受在探索中长期迷惘的状态,但社会却不能够。一种全盘性解释的消失自然很快被另一种全盘性的解释所代替。果然,“十月革命炮声一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之后,更多激进的学生和青年接受了他们理解中的马克思主义。启蒙精神的消失,从根本上说,是参与这个运动的中坚份子改变了他们原先的怀疑态度、批评态度和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他们转变到确信一种主义,认同一种主义,并以此为宗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立场。就连鲁迅,也觉得自己原先相信的进化论被“轰毁”了,进而皈依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胡适还在发出微弱的自由主义的呼声。知识份子一旦从不确定走到确定,一旦从怀疑走到信仰,所谓启蒙,自然而然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当时思想界的这种转变,在20年代后期的文学批评中也反映出来。鲁迅写作《阿Q正传》,按他自己的想法,是要写出国人的灵魂。小说凝聚了鲁迅对中国社会人生的许多忧愤,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启蒙的态度。读罢整篇小说,在觉得好笑之余,心情格外沉痛。没有光明,没有许诺,没有出路,连阿Q最后都被处死。到了1928年,以创造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营垒开始不能容忍鲁迅早先的对中国社会和人生的感受与态度。他们开始批评鲁迅,批评《阿Q正传》。他们的批评,完全脱离艺术分析,倒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论断不谋而合。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说:“现在中国的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份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而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现在的农民不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了!”基于上述见解,钱杏邨宣布:“阿Q时代是早巳死去了!Q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大概钱杏邨认为鲁迅过去就不该写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或者现在已经觉悟,应当写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农民。所以,他劝鲁迅要“幡然悔悟”,要改掉“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特有的坏脾气。”不要只写“《呐喊》式的革命”,“《彷徨》式的革命”。

    钱杏邨这段批评鲁迅、批评《阿Q正传》的话,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值得提出来讨论。第一,他认为《阿Q正传》就是一部写农民的作品,而且说的是辛亥革命年间的事。这种眼光对文学来说,只对了很少的部份,或者说对文学理解得太肤浅。他所以这样认为,推测起来,应当是受了小说背景的暗示,比如阿Q很穷,在乡下做苦工,他的雇主是赵太爷等等,但更重要的是,钱杏邨对文学的看法存在严重的问题,他把文学与现实完全等同起来。他不是从小说的叙述中了解其意义,而是把小说中的某些因素,如人物出身、家庭背景、语言和行为等,从整个叙述中抽离出来,变成孤立的东西,再与现实中相似的东西作简单的对比,然后便作出武断的批评断语。第二,他认为现在农民觉悟了,鲁迅应该放弃老一套,要“幡然悔悟”。钱杏邨对鲁迅的批评完全建立在政治社会分析的基础上,问题不在钱杏邨听陈述的政治社会分析是否有道埋,也许他说对了,也许他说错了,问题在于一个更基本的前提:作家是否一定要把一种社会政治的分析作为写作的前提?作家有没有不理会这一前提而根据他个人的体验来创作的权利?政治的霸权有没有权利干预作家的写作?钱杏邨的回答完全错了。他根据他学到的肤浅的社会政治理论分析来批评《阿Q正传》,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说他的那段话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体现了新的思想文化霸权和新的政治霸权的结合在形成之中,并且按照其方式在改变中国社会。

    1929年至1934年,思想界发生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参加论战的有三派。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他们以杂志《新生命》为园地,故有此称。其次是信奉唯物史观的“新思潮派”,他们以杂志《新思潮》为园地。还有就是严灵峰、任曙等人为代表的托派。陶希圣强调中国土生的商业资本,认为发达的商业资本是中国经济传统之一,而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大一统以前就崩溃了。在发达的商业资本之下,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商业资本问题的一个“侧重”。托派的观点则不同,他们强调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社会早已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内部的统治者早已是资产阶级了。“新思潮派”与上述两者都不同,他们在论战中锋芒毕露,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1930年,郭沫若刊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史学界。从此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与胡适的“整理国故”市场日益狭小。在史学和社会理论方面,远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取得其政治优势之前,其精神力量和理论代表就已经牢牢控制了思想文化的霸权。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评论这场论战时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再次科学(学术)地被肯定,从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就明确无疑了。这确乎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当年实际的理论产物,也是这场论战的特大收获。这收获不仅是学术的,而且同时是意识形态性的。”通过五四后期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通过20年代后期创造社与鲁迅等人在文学理论界的批评努力,通过30年代持续数年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被介绍进来然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已经在思想文化界建立起它对社会、人生的解释权威。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处于不确定之中,觉醒者处于“荷戟独彷徨”的境地。十年之后,不确定的状态让位给确定的状态,怀疑的态度让位给信服的态度,真理代替了幻灭,勇往直前代替了彷徨。从此,中国思想文化界进入了与新文化运动时很不相同的阶段。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对文学艺术、对小说的叙事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霸权确立之后,它本身所包含的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解释也就变成了一个思想模式提供给作家;而作家一旦接受新的思想模式,在迷茫时代的自我探索,在怀疑时代的自由寻找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30年代以后,左翼的力量在文坛日渐强大,文学革命发展为革命文学和广义的左翼革命文学,它告别了原先“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开始输入苏俄革命文学理论,输入苏俄无产阶级文学。1931年左联成立,革命文学进一步集团化和政治化,后来又经过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辩论,左翼文坛在上海就变成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使有人反对或怀疑左翼文学以及革命文学的理论,如梁实秋、胡秋原等,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到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作家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人生的解释基本框架,已经不是一个可接受可不接受的自由选择的问题,它直接挟持着强大的政治霸权,直接破门而入,闯入作家的精神世界。此时,追随一个固定好的理解框架去写作,对左翼作家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义务。当然,也有少数作家拒绝这样做,但是他们短暂的拒绝,却要用一生的苦难甚至生命来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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