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告别革命》-正文-《告别革命》-思想与思想史-再复迷网
正文
您的位置:首页 >  思想与思想史 >  《告别革命》 >  正文
关于《告别革命》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关于《告别革命》
 
刘再复
 
我们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出版后在中国大陆和海外都引起强烈的两极性的回响。我们对两极性的批评都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一般性的、枝节性问题,而是一百年来中国的一些基本思路和基本选择的问题。而这些基本思路的核心又是暴力革命崇拜与阶级斗争崇拜的思路。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所作的告别,首先是告别以大规模的流血斗争推翻政权的方式,这是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其次,我们也告别这一极端形式的变形,如一九四九年之后发生在大陆的政治运动和它所采取的群众专政、心灵专政等形式。这些形式实际上是对革命战争经验的迷信,把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搬用到和平建设时期,它仍然带有暴力性。
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遣症太大。这种后遣症包括流血革命后的再流血和流血的阴影长期无法消除,因此,要嘛就内战不休,要嘛就是胜利者在流血阴影笼罩下神经脆弱(思识形态极端脆弱)  ,生怕失败者复辟而人为地夸大敌情,继续制造阶级斗争的灾难。我们希望通过告别,能在新旧世纪之交时,放下二十世纪最沉重的包袱,也就是“革命神圣”、“革命必然”、“革命天经地义”等观念的包袱。我们以为,中国是充满潜力的国家,它具有走出自己的路的现实可能性,即成为发达国家又能避免现有发达国家社会弊端的可能性;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劳资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这两种可能性所展示的中国未来的前途,既是充满希望,也充满凶险。我们的对话至少是好意的,即为了促进中国往第一种可能性的路上发展。
                       
  一九九七年       
载自《书园思绪》
{
 
   
《告别革命》辛卯版序(第6版)
 
刘再复
 
(一)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陈松龄、孙立川二兄通知泽厚兄和我,《告别革命》诸版已全部售完,立即要推出新版即第六版。听到这一消息后,我和泽厚兄商定出两条原则:第一,此书于一九九五年出版后历经了十五年的世事沧桑和新旧世纪的交替,再版之际作者想讲的新话很多,但为了保持十五年前的思想原貌,我们在新版中一字不改(除了错别字),严格保持“本来面目”。本可以再补充几篇新的对话,也为了尊重“原貌”而作罢。第二,《告别革命》出版后引起许多争论与批评,毁之誉之的文章都不少。仅接受《美国之音》一次访谈(1996年),就收到一百多篇读者来信。在大陆,此书根本不能出版,但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均有针对“告别革命”的“座谈纪要”。社会科学院的院报甚至还发表了《对<告别革命>不可掉以轻心》的大字报式的评论,而王忍之(原中宣部部长)、邢贲思(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等意识形态当权派也都发表讲话文章批判《告别革命》,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些著名作家如王蒙、莫言等,在其作品遭遇批评时也被牵连上“告别革命”。在海外,我们则听到从另一方向的同样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刘宾雁和著名社会评论家胡平(《北京之春》主编)等人。难怪香港《明报》发表了篇题为<“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的评述。为了让年轻读者了解当时情况,我们在此新版中增补了一个附录。十几年过去了,批判“告别革命”之声并未停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二〇〇九年原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张海鹏在其总结六十年近现代史研究的结论中,最后又重复批判了“告别革命”,再次呈现了此书在当今官方意识形态眼中的地位和批判者们继续使用的扣帽子、不讲理、不进入问题的强权语言。《告别革命》既然已成为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学案,各方面只能面对,但愿大家都用“说理”的方式面对,而不用“扣帽子”的方式面对。
 
(二)
 
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再版《告别革命》,除了“售完”这一原因之外,恐怕还因为今年是辛卯年,而且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毫无疑问,不管大陆还是香港、台湾、澳门、海外,都会隆重纪念于一九一一年发生的改变中国历史、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件。
我们在《告别革命》中并不否定辛亥革命的正义性,但也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历史必由之路。对于孙中山先生,我们高度评价他的“革命人格”,但也不认为他选择暴力革命方式具有历史的普遍性与绝对性,康、梁和立宪派的维新之路也并非就是历史的“死胡同”。尽管我们敬重孙中山,但我们又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必再重复孙中山的道路,而且希望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将是一个“没有革命、没有内战、没有饥饿”的世纪。
革命,这是辛亥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主题。李泽厚先生和我讨论这一主题并通过《告别革命》一书表达一种期待:期待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内容应当有一次历史性的“主题转换”,中华民族的生活重心应从革命转换为改革,从暴力转换为维新,从战争转换为建设,从“你死我活”转换为“你活我亦活”。我们期待:“革命”这一大理念在新世纪只是一种学术讨论的“话题”,不再是历史实践的“主题”。时代的基调、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能从“阶级斗争”(二十世纪基调)转向“阶级调和”,那将是中国人民的巨大幸运。
“改良”并非投降,它同样需要各种必要的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但决不是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的“革命”。实际上,“改良”比“革命”更艰难、更复杂、也更需要坚忍不拔的韧性。
 
(三)
 
尽管我们对《告别革命》的原始版不作改动,但十五年来李泽厚先生和我自己在学术上还是不断往前走。尤其是泽厚兄,这十五年来他的哲学思索和中国文化探究走向新的高峰,提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学术命题,如果有心的读者能参照他十五年来新的著作阅读《告别革命》,将会对此书有更深的理解。例如李先生在《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中提出并阐释“度”的重大范畴,这一范畴实际上是对《告别革命》中“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补充与完善。何时把历史主义(或伦理主义)放在优先地位?如何以这两个不同角度来讨论和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何掌握这两者的实践步伐?如何把历史前进中的悲剧性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这都是一个“度”的问题。“度”不只是一个思辨性范畴,而且更是一种实践,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从政治艺术、为人处世到文学艺术,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我认为,李泽厚提出“度”的范畴,比黑格尔的“质”、“量”等范畴更为重要。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型,一定会遭遇各种矛盾和冲突,例如在历史前进中一定要付出巨大的道德代价,对此如何估量如何对待,这就远不是靠“暴力革命”所能简单处理的。
《告别革命》不仅是探讨一种行为方式,而且是探讨历史本体、哲学本体等诸多更为深刻的问题。李泽厚把人视为“历史的存在”,把历史实践视为实现“人类如何可能”的第一条件,把历史积淀视为道德的本源,这恰恰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结结实实的历史本体论。我觉得很奇怪,《告别革命》中如此严肃地正视历史事实,又如此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批判者们怎么会给我们来一顶“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呢?我个人正是从“告别革命”出发并认真阅读《告别革命》后的李泽厚著作,才更明白十五年前我们的对谈所具有的意义。   
 
                   写于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美国Boulder城
 
   
 
《告别革命》韩文版序
 
刘再复
 
 金泰成教授已译好《告别革命》并将在韩国出版,对此,李泽厚教授和我都非常高兴。
《告别革命》於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因为此书所讨论的是中国人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以出版後连印三版,最近正在重新设计封面,准备推出第四版。一九九九年台北麦田出版社也印行台湾版。《告别革命》在香港出版後,海外中文报刊反应相当强烈,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甚至全书连载。其他评论文章,无论是认同的还是批评的,笔端都带情感。一九九七年我们曾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简单地谈论了书的主题,竞收到一百多封听众的来信。信中的辞句也不平静,激赏者、质疑者均慷慨陈词。大约是因为此书触及到中国历史走向和现实走向的根本问题,因此,至今未能允许在大陆出版。也就是说,至今还是一部禁书。虽然被禁止,但书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入故国的四面八方,因此也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官方报刊发表文章批评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但民间学术界则认为我们的著作给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提供一种全新的认识。
 
 
 
 
 
会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