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红楼文存-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再复迷网
红楼文存
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
    ——“红楼四书”总序
 
   去国十九年,海内外对拙著《漂流手记》  (散文九卷)有不少评论,其中我的年轻好友王强所作的《漂泊的哲学与叩问的眼睛》一文道破了我的写作“奥秘”:讲述只是拯救生命的前提和延续生命的必要条件。他以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动因为喻,说明我的作品不  是身外的点缀品,而是生命生存的必需品。相传萨珊国国王山鲁亚尔因王后与一奴隶私通,  盛怒之下将王后及奴隶处死。这之后又命令宰相每天给他献上一少女,同寝一夜,第二天早  晨杀掉,以此报复女人的不忠行为。宰相的女儿谢赫拉查德为拯救少女,自愿嫁给国王。她  每夜给国王讲一个故事,国王因为还想听下一个故事就不杀她,结果她讲了一千零一个故  事。她的讲述是生命需求,是活下去的需求。
  我的《漂流手记》第五卷《独语天涯》,副题叫做“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全书写了一千零一则随想录。王强的评论击中要害,说明我的讲述理由完全是谢赫拉查德式的生存理由。王强讲的是我的散文,其实,我的《红楼梦》写作,也是同样的理由、同样的原因。动力也是生命活下去、燃烧下去、思索下去的渴求。不讲述《红楼梦》,生命就没劲,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心思就不安宁,讲述完全是为了确认自己,救援自己。正因为这样,在写作《红楼梦悟》之前,我就离不开《红楼梦》,喜欢和朋友讲述《红楼梦》,与那个宰相之女一样,不讲述就会死。至于讲完后要不要形成文字,倒不是那么要紧。倘若不是学校、朋友、出版社逼迫,我大约不会如此投入写作,几年内竟然写了“红楼四书”(包括《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这一点,剑梅也可作证,如果不是她的逼迫,我大约不会对她讲述,而且讲完还认真地整理出《共悟红楼》对话录。
    除了个体生命需求之外,还有没有学术上的需求呢?当然也有。不过,这不是缔造学术业绩的需求,而是追寻学术意境的需求。说得明白一点,是想把《红楼梦》的讲述,从意识形态学的意境拉回到心灵学的意境,尤其是从历史学、考古学的意境拉回到文学的意境,做一点“红楼归位”的正事。《红楼梦》本来就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有此大梦,中华文化才更见力度)。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在人文科学中,我们会发现真理有仰仗逻辑分析的实在性真理与非逻辑非分析的启示性真理,后者就难以实证。熊十力先生把智慧区分为量智与性智,前者可实证,后者则只能悟证。世上几个大宗教和中外文化中的一些大哲学家都发现第一义存在(上帝、道、无等)难以言说,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康德说“物自体”不可知,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相通。文学蕴含的多半是感性的启示性真理,是难以考证实证甚至是难以论证的无穷意味。《红楼梦》中的所谓“意淫”,是一种想象活动。这种想象本身就是神秘的、反规范的、无边无际的心理过程。这恰恰是典型的文学过程。贾宝玉和他的许多“梦中人”的关系,都包含着这种“在想象中实现爱”的关系,这是《红楼梦》很重要的一部分精神内涵,但很难实证与论证,只能悟证。再如小说文本中多次出现的“幽香”、“香气”,也无法实证。第五回宝玉梦中到太虚幻境,“但闻一缕幽香,竟不知其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问。警幻冷笑道:‘此香尘世中既无,尔何能知!’”第十九回中,宝玉在黛玉处,又“只闻得一股幽香”,于是“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这香是那里来的?’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到底警幻仙子和黛玉身上飘散出的是什么香味,有的学人说,这是美人身上的体香,也有人说是衣服中的物香,而我却通过悟证,说明这是警幻、黛玉“灵魂的芳香”,对于黛玉,也许正是其前世“绛珠仙草”的仙草味。这种不可实证却可让人通过感悟进行想象和审美再创造,便是文学,便是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文学。我在“红楼四书”中使用的“悟证”法,既不同于知识考证与家世考证,也不同于逻辑论证,虽近乎禅的通过直觉把握本体的方式,但我却在“悟”中加上证,即不是凭虚而悟,而是阅读而悟,参悟时有对小说文本阅读的基础,悟证过程虽与“学”不同,却又有“学”的底蕴与根据。这算不算独立的自性法门,只能留待读者去评论。
    《红楼梦》的情思浩如渊海,有待一代一代读者去感悟,而悟证又有益于《红楼梦》研究回归文学。期待“红楼归位”,自然是有感而发。二十世纪红学兴旺,但也发生一个文学在红学中往往缺席的问题。以意识形态判断取代文学研究且不说,上世纪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红学家,固然有王国维、鲁迅、聂绀弩、舒芜等拥抱文学的学人,但无论索隐派、考证派、新证派都忽略了文学本身,所以才有俞平伯先生晚年“多从文学哲学着眼”的呼唤。蔡元培是我最为敬爱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但以他的名字为符号的“索隐”研究,却把《红楼梦》的无限自由时空狭隘化为一个朝代的有限时空,尽管其经世致用、以评红服务于反满的目的可以理解,但其结果毕竟远离了文学。在考证上开山劈岭的胡适,其功不可没,没有他的努力,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其作者叫做曹雪芹,也不知道《红楼梦》大体上是作者的自叙传,作品的故事框架与曹雪芹的人生家世框架大致相合。可是,胡适作为一个“历史癖”,却不会欣赏《红楼梦》的辉煌星空,他竟然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他甚至认同苏雪林的论断:“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一九六O年十一月二十日致苏雪林的信,引自《胡适论红学》第26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二OO六年)胡适这种看法十分古怪,他断定《红楼梦》“未成熟”,恰恰暴露了自己文学见解的幼稚。鲁迅说:“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专门家胡适倒应了鲁迅“多悖”的评价。把胡适的考证推向更深广也更见功夫的周汝昌先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曹氏家族沧桑的背景材料,使我们在阅读文本时更明白曹雪芹在处理“真事隐”与“假语村”两者关系时费了怎样惊人的功夫(这可能是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个案)。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成了二十世纪红学的一个里程碑,可是,周先生竟然把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排除在“红学”之外,把红学限定在曹氏家世的考证和遗稿的探佚之中,这又一次使红学远离了文学。俞平伯先生早期也错误地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应列第二等”(《红梦辨·红楼梦底风格》)。后来他做了修正,认为可列“第一等”。可是,在一九八O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国际研讨会上他却说:“我早年的《红楼梦辨》对此书评价并不太高,甚至偏低了,原是错误的,却亦很少引起人注意。不久我也放弃前说,走到拥曹迷红的队伍里了,应当说是有些可惜的。”(见王浞华编《红楼心解》第276—27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连俞先生也未能理直气壮地肯定《红楼梦》为世界一流一等作品,勉强肯定之后又发生摇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不过,前贤的努力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再思索的前提,即使偏颇也提供我们再创造的可能,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说,我们都应当铭记前人的功劳与足迹。说要把《红楼梦》研究从历史学、考古学拉回文学,这只是我个人的意愿,并没有“扭转乾坤”、“改造研究世界”的妄念。
  德国天才诗人海涅曾把圣经比喻成犹太人的“袖珍祖国”,我喜欢这一准确的诗情意象,也把《红楼梦》视为自己的袖珍祖国与袖珍故乡。有这部小说在,我的灵魂将永远不会缺少温馨。
  是为序。
 
   二00八年七日十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校园
 
载自《共悟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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