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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告别革命》 作者:谷 方 阅读次数:
  评  《告别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谷  方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新旧世纪之交,回顾过去,我们为走过的光荣革命道路而自豪;展望未来,我们为美好的发展前景而鼓舞。中国的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的世纪。现在,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胜利前进,信心百倍地创造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一种不和谐的声浪传到了我们的耳里,这就是“告别革命”的声浪。一些人在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时,彻底否定一切革命,明确表示“决心告别革命”,“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这种“告别革命”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不能不辨清楚的。
 
    一、“破”与“立”
 
    “告别革命”论者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革命“破坏一切”。由此出发,他们咒駡“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他们把“破坏一切”的罪名加到“革命”上面,这不仅是对革命运动、革命组织、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诬蔑,而且是为真正“破坏一切”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开脱罪责。究竟是革命“破坏一切”,还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破坏一切”?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学习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任何一个正直善良和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个结论:真正“破坏一切”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迫使中国赔款、割地,践踏中国的主权,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日本侵略军血洗南京,是帝国主义破坏一切的典型例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是与中国反动派的纵容、支持和丧权辱国的行径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不仅造成中国的物质资源、生命财产的大破坏,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造成了无数的积弊,在人民的精神世界中造成深重的伤害,这些是更深层次的破坏。所以,我们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破坏一切,是“残忍、黑暗、肮脏”的总根源。可是,“告别革命”论者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罪行讳莫如深,对革命却大张挞伐,这样两相对照,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革命是“破”和“立”的对立统一。“破”为“立”扫清道路,创造前提;“立”巩固和发展“破”的成果,创造新生事物。革命运动中的“破”,就其主导的方面和基本的性质而言,是扫除历史前进的障碍,它作为联系和发展环节的否定,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的意义。这种“破”,不但不是“破坏一切”,而且恰恰是有效地阻止和反对反动的社会力量“破坏一切”。比如,辛亥革命破坏帝统、推翻专制,恰恰是阻止和反对腐朽的清政府对中国的破坏(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压迫民众等);五四运动破坏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正是阻止和反对封建军阀利用儒学作为复辟的工具;五四运动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梦想,正是免除亡国灭种的惨祸;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机器和旧的法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清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各种破坏因素。由此可见,革命运动的“破”具有反破坏的性质,因而是完全必要的,正义的,革命不是在平坦的大街上散步。它破坏落后、腐朽的东西当然要付出代价,作出牺牲。不打破一些坛坛罐罐,就不能保住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中国近代革命所付出的代价,作出的牺牲是很沉重的。了解这一点,我们更应该深刻地懂得,革命的胜刊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成果。
    与《告别革命》论者所说的相反,革命不是“破坏一切”,它的本质和核心在于建设和创造。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列宁选集》新版第一卷第六一六页)革命能够创造奇迹,这是被事实反覆证明了的真理。革命的创造功能表现在:它直接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创造了其些新的形式,并为创造活动扫除主要的社会障碍,解放群众中的创造力量,激发群众的创造热情,开辟新的创造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是革命的本质特征。例如,中国革命就创造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了坚持共产党颁导、实行人民民丰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创造了以马克思列宁仁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找们的立国之本,是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所以,革命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告别革命”论者坚持“革命破坏一切”的观点,否定革命以创造为核心的本质特征,断定“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在中国近代一百多年中,究竟是甚么社会力量使我们的国家濒临绝境,几乎把“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耗尽了?对此,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是“破坏一切”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为了把国家从绝境中解救出来,必须进行革命。革命是救国的法宝,是复兴中国的关键,是使神州大地万物昭苏、生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及时雨。毛泽东在四十七年前说过:“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一五一六页)四十七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并正在继续证明毛泽东的这个结论,同时也有力地驳斥了“告别革命”论。
 
  二、革命情绪与理性
 
  “告别革命”论断定“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其实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革命时总是以为靠一股气,一股劲就可以解决问题”。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把革命视为下等人“丧失理性”的鲁莽和疯狂的行动,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和变革社会历史的主动性和伟大作用,否定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
    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革命是推动理性发展的巨大力量。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大革命都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有力地推动理论思维的发展。在革命之前,有为革命作准备的理论活动。恩格斯在论述资产阶级革命时说:“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三卷第七二二页)在革命之后,有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和作下一步新探索的理论活动。毛泽东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七九六页)他在这裏实际上指明:在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时间中,与革命相伴随的往往是理论上的探索,是理论上的新创造与新发展。
革命具有形成和发展理性精神的坚实的客观基础。任何真正的人民大革命都是一定历史任务的承担者,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完成由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基本矛盾所确定的历史任务。这种历史任务或迟或早要反映到革命者头脑中来,为革命者所掌握,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此如,解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中国近代历次革命所要完成的基本历史任务。中国人民不断深入认识自己所要承担的这个历史任务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革命有它自身的任务、目标和理想,根本不是情绪化的东西或“丧失理性”的鲁莽疯狂的行动,它作为历史任务的承担者,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壮举。
    革命实践是培养和发展理性精神的伟大学校。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历来如此。革命是革命阶级同反动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较量,其情况的复杂,变化的迅速,使革命成为激发创造、发明和表现大智大勇的一个特殊重要的场所。任何真正的人民大革命,即使是那些以失败而告终的革命,它的创造、发明,它所表现的智慧和勇气,以及它的极富于教益的经验教训,往往长久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革命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人类社会的许多先进的事物,许多美好的思想、精神和品质是与各种成功的或失败的革命分不开的。我们讲革命的复杂性,其中包括革命难免要走弯路,要犯错误,甚至会表现出某些幼稚病,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革命的理由。革命的实践能够使革命者学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使他们较快地成熟起来,这中间就包括革命者锤炼自己的情感。提高和发展革命的理性,如建立革命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战术体系等等。革命实践是培育革命艺术的摇篮。革命的一代人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后继者会把他们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直到最后的胜利。列宁说,革命“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此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列宁选集》新版第三卷第九十四页)。
     革命的理性与革命的情绪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一方面,革命的情绪激发人们探索真理的热忱,促进认识的深化,促进革命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许多人正是怀着满腔的革命激情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的。另一方面,革命的理性对于革命的情绪则起着引发的作用、提高的作用和优化的作用。革命是一种政治艺术。它决不能靠一股气来解决问题。但是,它又决不可以缺少这股“气”,这股“气”就是革命情绪。革命情绪是革命的参加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所表现出来的最真实、最可贵的情感。它鲜明地表现出革命群众爱甚么,恨甚么,拥护甚么,反对甚么。没有这种革命情绪,不可能进行任何革命。列宁在谈到革命情绪的意义时说:“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列宁选集》新版第四卷第一八八——一八九页)革命领导者的可贵的品质之一在于支持和爱护群众的革命情绪,善于表达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把群众的革命情绪提高到新的水平,使之成为完成革命总任务的巨大力量。
 
    三、改良与革命
 
    “告别革命”论者断定“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这种观点把革命与改良完全对立起来,用改良否定革命,反对革命。
应当指出,改良和革命并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改良的作用和意义。但是,它反对夸大改良的作用和意义,更反对用改良代替革命,取消革命。改良和革命是改造社会的两种方式,在一定时期究竟采用其中哪一种方式,这要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来决定,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般说来,改良只是社会革命的准备和前奏,或者是革命的最低要求。因此,革命优于改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改良所无法解决的那些根本性的全局性的社会问题。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种全局性的伟大胜利,是用任何改良的手段永远无法取得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没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的单纯改良是幼稚的、浅薄的,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戊戌维新运动的锣鼓刚刚敲响,顽固派便向改良派举起了屠刀,改良的梦一下子完全破灭。因此,《告别革命》论者所谓“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的论断,是根本违反历史事实的。改良派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正确评价中国近代以变法自强为内容的改良思潮。中国近代的改良思潮流派很多,情况复杂,其中的弱点非常明显,却贯穿了一条爱国救亡的主线,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从龚自珍、魏源到冯桂芬、薛福成,再到康有为、梁启超,形成了一股改良的思潮,这是一股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潮,也是中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进步思潮。它冲击了封建主义思想的一道道藩篱,对于长期被封建主义思想奴役的民众来说,它简直是一股滋润心田的清泉。它由于戊戌维新运动而达到高潮。戊戌维新运动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形成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近代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团近代史上有其闪光的一页。但是,改良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盲不同的性质相作用。中国近代的改良思潮的进步性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就消失了。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改良派发生了分化,其中两部份人的区别最明显。一部份人转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部份人以康梁为首,先后组织保皇会、国民宪政会(帝国宪政会),提出并坚持“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的纲领,反对革命,不遗余力。辛亥革命以后,立宪派充当了扼杀革命的角色。中国近代的改良思潮,以戊戌维新运动为分界。在此以前,它是一种进步的启蒙思潮。在此以后,它成为革命的对立物和破坏因素,是一种反动思潮。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及其后改良主义思潮的转向反动,进一步证明中国近代必须走革命的道路。《告别革命》论者提出一个问题:为甚么我国二十世纪会选择革命的方式,为甚么在改良方式与革命方式的辩论中,主张改良的总是失败,主张革命的总是胜利?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真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这根本站不住脚。为甚么中国二十世纪必然走革命的道路?这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基本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了中国大部份国土,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控制了为它们效劳的清政府。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已经连为一体。封建统治者以横征暴敛的所得来供奉外国帝国主义者,他们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收税吏。他们武力镇压中国人民,以维持帝国主义列强所需要的统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上而下的“变法自强”,不过是一句空话,只有同时推翻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对社会进行改革。因此,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除了走革命的道路以外,是不是存在一条既避免革命又能使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中国近代的确有不少人梦想过、探索过这条道路。孙中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在一八九四年上书李鸿章,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八页)但是,这条改良的道路他连一步也没有跨出去。他充满期待的那封上书,被李鸿章弃置一旁,不予理睬。无数事实教育了他,使他由幻想改良而转向革命。他后来说:“我国前在专制政府,整体腐败,国势积弱,列强虎视眈眈,竟逞野心,群思染指,彼时国家与种族,危险万状。欲救国保种,故提倡革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五三六页)在列强竟逞野心和清政府极端腐败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而且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除了革命,别无他途。这是中国近代许多志士仁人达到的共识。
    革命不仅为中国近代所必需,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必需,具有深厚的客观基础和它自身形成、发展的规律。任何人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告别革命。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四五六页。)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概括,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的历史,而每一种历史的生产形式都是某种具体的矛盾形式,主要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不同形式的革命。革命具有发展和进步的深刻内涵。“告别革命”就是否定社会过程的飞跃和社会形态的质变,当然也是否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在“告别革命”论所否定的一切革命中,暴力革命首当其冲成为被否定的主要对象。所谓“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也主要是针对暴力革命而言的。但是,暴力革命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出现的不可超越的一种革命形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二卷第二六六页)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并没有过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事实。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只要反动的社会力量掌握着随时可以对付人民的暴力手段,那也就不可能排除暴力革命。
    《告别革命》论者宣布:“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这种对二十一世纪发号施令、挥舞指挥棒的做法。是很可笑的。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二卷第三二——三三页)马克思在这裏所表述的社会革命必然到来的原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规律,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当然也适用于二十一世纪。新的世纪无论如何不会接受“不再革命了”这种无法兑现的订单。
    二十一世纪的革命决定于二十一世纪客观上存在的社会矛盾。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间天堂,也不是永葆青春、与天地同久的神话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还在继续发展,还具有相当的活力;另一方面却积累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发展着最终否定其自身的各种因素。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列出了当今美国二十个“需要除弊兴利的基本难题”,承认美国“目前正面临着一系列有形的和无形的挑战”,“美国诸多棘手的难办的社会问题和越来越主宰美国文化和精神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呈现出最大的危险”。垄断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物质技术的较大发展与精神危机的不断加深。在现代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精神世界的东西远远落后于物质技术上的东西。不断加剧的精神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表征和先兆。它会反过来酝酿和加深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危机。可以预料,现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严重社会问题本身就会产生出解决问题的手段。对于这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虽然还不能作出准确的测定。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意味着将会出现“告别一切革命”的神话。
 
  四、告别革命与告别社会主义
 
  革命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到现在为止,一些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毫无例外都是革命的产物,而且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首先从告别革命开始。告别社会主义是告别革命的必然结果。苏联的演变充份证明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就在没有任何原则界限的“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下,为否定苏联革命历史的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敞开了大门。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苏联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已经十分猖獗。他们把共产党说成是“法西斯组织”,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官僚专制”,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把七十年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历史的迷误”,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和平演变与解体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要从这个惨痛事实中深刻认识“告别革命”论的严重危害性。
    从内容上看,“告别革命”论与苏联曾经出现的舆论何其相似乃尔。这个“理论”从头到尾体现了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它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乌托邦”;它诬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如今搞成孔教会了”;它诬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农民的皇帝”,“是大空想家”;它诬蔑社会主义文化“是牢狱文化”;它诬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就像牢狱”;它认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全部搞糟了,作为中国革命产物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槽透了。由此可见,通过告别革命来瓦解社会主义,这是“告别革命”论的实质。
     在我国,“告别革命”论作为一种思潮,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出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把“救亡”也就是把革命看作一种消极的否定的力量。它是“告别革命”论的早期形态。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一些人趁着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机,把“告别革命”的思想推进了一大步。他们除了继续坚持“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以外,断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革命的后遗症’”。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革命。这时还有人发表题为《论五四以来的革命与破坏主义》的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破坏运动”,进而把改良奉为上策,提出要改良而不要革命的观点。这是“告别革命”论的重要观点。进入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想愈演愈烈。它表现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等方面。一些文章为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叫好,甚至“大恨其晚”;同时对近代的历次革命极尽攻击之能事,认为太平天国闹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进步意义;“辛亥革命是搞糟了”;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革命斗争只不过做了一场“噩梦”或“游戏”。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反动人物被一一翻案,拚命拔高;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历史巨人却被一眨再眨,抹得越来越黑。在“告别革命”的思潮中,一部中国近代史被完全颠倒了。鉴于否定革命的思潮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对于“告别革命”论决不能掉以轻心。
    既然告别革命就是告别社会主义,我们在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就应该表现出高度的警觉性和自觉性。在当前,首先要正确认识肯定革命的正义性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否定革命,决不能使社会出现和谐与安宁的局面,只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动乱的局面。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看作革命性的变革。没有中国近代的革命,就不会有现阶段的改革。现阶段的改革是过去革命的继绩,是巩固和发展以往革命的成果,是在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新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肯定中国近代历次革命(“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然不在此列)的正义性,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珍惜一切在历史上超过重要作用的革命思想。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高扬革命精神,发扬革命传统,用革命精神来从事一切工作,旗帜鲜明地抵制一切诋毁和否定革命的言论和行动,同“告别革命”论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全面的胜利。
 
    原载《求是》一九九六年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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