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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手记》
还不清的满身债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还不清的满身债


——怀念孙楷第先生

 

   我当文学研究听所长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研究所满身是债。一次政治运动,欠了一笔债,三、四十年来,运动连绵不断,债也连绵不断,到了此时,可以说是“负债累累”了。

   幸而在改革,在平反冤案假案,也就是在还债。但偿还到我当所长时,还是满身债。这不是我个人的债,但我作为政府学术机关的负责人,觉得有一份责任,应当继续还债。建国之初,就把俞平伯先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笔债已欠了三十多年了。因此,就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八十五周年纪念会,借此给俞平伯先生重新评价。还债不容易,要还俞先生的债,就必须否定“最高指示”和否定许许多各大小人物的“义正辞严”的批判,而涉及到领袖的指示和全国性的批判就是大事,自然必须写报告层层请示。为了写纪念会(实际上也是平反会)的报告,虽仅三千字,却必须读俞先生的著作和许多批判文章,又花去两个月的时间。

   读了俞先生的著作和批判他的文章,我的感觉并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只是感到可惜。真可惜,像俞先生这样有才华的人,在批判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几乎没有写什么诗文。精神金子的流失,人们是很难意识到的,一旦意识到,就会觉得异常可惜。由于感到可惜,更觉得应当还债,以免在日后长久的岁月中再造成新的流失。于是,又想到应当还孙楷第先生的债,还鈡惦棐先生的债,还王叔文先生的债,除了政治债之外,还有经济债、房子债、出版债,例如吴世昌先生政治上虽早已恢复名誉,但是,他的著作因太专深,老是压着,总得想办法“解决”。幸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人,早已调走或早些时平反了,否则债就更多了。至于被当成“白旗”拔过的或被当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讨伐过的,就算不得债了,时过境迁,谅解就行。反正,白旗已不像先前那么臭了,正如“红旗”也没有先前那么香了。

   有些债实在无法偿还,恐怕只能永远欠下了。至今还使我不安的是孙楷弟先生的一笔债。他是一个驰名海内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他的著述,资料之丰富是世所公认的。这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酷爱书本的藏书家,拥有一万多册非常宝贵的书,其中有许多珍本、善本,他读书勤奋,在许多书中都有眉批,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之俊,于一九六九年被送到河南干校改造。那时,他虽已是七十高龄,但对于下乡改造还是诚心接受的,不过,也提了一个很低的要求,就是房子上交后请“领导同志”拨一间小房让他“堆”书。但是,当时主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工、军宣传队,立即给予拒绝,并要他把书卖掉,然后收回他的房子。下乡的号令非常紧急,来不及多考虑,他只好把这些贵重的书,以每斤几分钱或几角钱的价格卖给中国书店和废纸收购站,因为他的书数量大,竟卖了四佰多元人民币。下干校两、三年之后,没想到,政策变了,他和其他老少知识份子们又回北京了。回来之后,他分到了一套有两间小卧室的房子,屋里空空荡荡,一本书也没有,此时,他才感到巨大的失落与虚空,顿时坠入书的“苦恋”中,想得发呆起来。他面对墙壁,手里拿着一张白纸死死盯着,硬是要从空白中读出文字来。然而,他只能久久面壁长叹。一九七七年,我去看他时,他已病卧在床,见到他时,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再复同志,他们对我太不人道了。”我把他说的这句话转告给当时主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他回答说:“我们过去做的不人道的事太多了。”我在当所长之前,就为找回孙先生的书努力过,但没有成功。当了所长之后,我仍不死心,想了结这笔债,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毫无办法,革命的强大风暴早已把他的书籍全部扫进造纸厂了,谁也没有挽回之力。孙先生晚年,一直苦恋着他的书籍,一直面壁哀叹,直到一九八七年他临终之前,还在自己的手掌心上写着一个“书”字,在他逝世前的半个小时(在恊和医院的小病房里),我在他的身边。他的夫人对我说,这十年他就念着一个“书”字,这个“书”字也就是他的全部遗嘱。他去世后,我和他的夫人按照孙先生生前的意愿,把他的骨灰撒到他的母校北师大的校园,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树。当时,我心里除了有一种凄凉感之外,还有一种负疚感;我没有力量和社会一起还给孙先生这笔债,是书债,也是心债。他写在手心中的“书”字,是永恒的请求和永恒的呼唤,这是瞬间的遗嘱,也是永恒的遗憾。

   内债还没有还清,又有许多外债提到面前。当文学所所长还必须兼任《文学评论》主编。这才记得我们的刊物批判过许许多多作家、诗人,先不用说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这些“资产阶级文人”了,就是无产阶级文人,如冯雪峯、胡风、邵荃麟、邓拓等等,就够头痛的。一个严肃的刊物,总得面对真理和面对自己的错误,巴金早已写文章偿还胡风的债了,我们的刊物能不还吗?于是,我们又连忙组织了一批还债文章和召开一些还债座谈会。每一次座谈会的结果,是觉得还了一点债,却发现更多未曾还的债,与会的学者们提醒说,别忘了,就是像张资平这样的作家,也不能简单地扣个“堕落文人”就行了。想想,觉得有道理。又有些朋友提醒说:别忘了,就是贵刊没有专门文章批判的,但扣下的“反动”、“叛徒”等等帽子,是非摘不可的。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此时,才觉得真是欠债累累。

   现在我身居海外,只想到个人尚有些私债,但已不必再想到永远还不清的公债了,于是轻松多了。看到别人正在批判自己,其中自然有许多肮脏的作者和肮脏的文字,但我总觉得自己良知是清白的,因此也就轻松,因为我知道,这是别人在欠债。历史总有一些卑鄙而愚蠢的重复,我很明白。此时我只私心祝愿别的一些被污辱的朋友,不要沉重,而应当继续思索与写作,别像俞平伯先生那样,在被批判后几乎搁下了笔,让智慧的金子悄悄流失,让后人又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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