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讲 文学与状态-《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论著专版-再复迷网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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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讲    文学与状态

 

    今天所讲的课,题目可能会使同学们觉得奇怪,怎么拈出“状态”二字呢?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一课特别重要。我讲的“状态”,是指“文学状态”。从事写作,一定要有“文学状态”的意识,也就是说,成功的作家总是处于文学状态的。什么是“文学状态”?关于这一点,中国作家常常不明确。相对而言,西方作家似乎比我们明确一些。文学状态,也可以说是作家的存在状态。从反面上说,便是非功利性、非市场、非集团的状态。从正面说,是作家的独立状态、寂寞状态、非盈利甚至是无所求状态。

首先是非集团的独立状态。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精神创造活动,所以作家最重要的品格乃是独立不移的品格,即不依附于任何机构、任何集团、任何组织的品格。不依附,也包括不依附于国家,不依附政府。这是最基本的存在状态。

为什么明确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存在”和“作家存在”这两个概念。

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坐在书桌前,那么,这椅子,这桌子,是物的存在。而我们则是人的存在。存在,有的“在场”,有的“不在场”,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眼前的物(椅子、桌子)和眼前的人(老师、同学)都是看得见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在场的存在,有些不在场的东西,如上帝、意志、伦理、精神、情操等,也是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研究人如何成为自身主宰者的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研究人成为自己之可能的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家告诉我们,椅子、桌子这种“物”是固定的,而人却变化无穷。物没有自由,而人有自由,即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人乃是选择的生物,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决定人的本质,这便是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存在主义哲学的这种价值指向,当然就拒绝决定论,也拒绝宿命论。对于作家来说,就是拒绝自己的本质被他者所规定,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选择自己成为自己的人。作家可能比普通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人的存在,不可以生活在他人的眼睛监督之下,不可以生活在他们的掌握与主宰之中。所以他们也更充分意识到,所谓文学状态乃是自由状态。因此,以往作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或无产阶级代言人,把自己附属于某种机构或组织,就不是文学状态。我和林岗在《罪与文学》中曾举一个例子,那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一九三五年欧洲处于反纳粹法西斯的初期,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也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保卫文化的作家会议上呼吁:“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我和林岗在书中评论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恳求与忠告,显然来源于他被组织起来所感受到的个人经验,来源于他被组织起来后所面临的良知约束(参见《罪与文学》第三节:文学超越视角)也就是说,组织起来作家一定会丧失心灵的自由。所以我说文学状态乃是一种非组织、非集团的状态,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海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里指出“社会主义”模式有一个问题是它在实行经济计划之后必定还会实行“精神计划”,这种计划,也这是精神生产的国有化,它当然会束缚个体的创造活力。所以我一再声明我从不反对经济的国有化,但反对心灵国有化,这种国有化意味着作家丧失整个文学状态。一个整天陷入“交心”过程的诗人,怎么可能拥有个人的语言。一九四五年之后,许多优秀的现代作家如老舍、曹禺、巴金都经历过一段“失语”的可怕时期,所谓“失语”,就是丧失自己的语言,而所以会丧失自己的语言,首先是因为他们丧失了文学状态。

如果说,老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丧失文学状态是因为“组织”,因为计划化、集团化、国有化,那么,现在新一代的中国作家,丧失文学状态则是因为市场化。现在“市场”无孔不入,它覆盖一切也覆盖文学艺术。当下的出版社往往把市场评估放到学术评估与文学评估之上。作家为了迎合市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构思和语言。在当今这个时代,作家能够不向市场低头,能不追求畅销书榜,便成了作家能否保持文学状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在香港的一次作家年会上说,作家为了逃避无孔不入的市场应当重返“象牙之塔”,而要守持象牙之塔也不是容易的事。从作家的主体条件来说,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耐得住“清贫”;二是要耐得住“寂寞”。

 

   作家主体的存在常态

 

三十年代,鲁迅翻译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走出象牙之塔》,那时中国处于国家危难时期,作家的确有必要走出象牙之塔即走向街头去参加社会革命与社会斗争,可是,现代社会是商品社会,社会潮流正在席卷一切,包括席卷文学艺术,即把文学作品也化为商品。作家在这个时候,不是应当像二三十年代那样走进社会潮流而当“弄潮儿”,倒是应当退出市场潮流变成潮流外人,即《红楼梦》中所说的“槛外人”。唯有当槛外人,当潮流外人、风气外人,才能守持文学状态。加缪的著名小说《局外人》也有人翻译成“异乡人”。无论是《红楼梦》里的“槛外人”还是加缪的“局外人”,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其实,作家只有把自己从社会潮流的漩涡中退出,把自己放在社会边缘的位置上进入深邃的精神生活,才能赢得真正的文学状态。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有的作家,他们愿意走向社会斗争最前线,愿意在时代潮流的中心里滚打,这也很值得敬佩。但是,这种战士式的作家,如何保持战斗状态又保持文学状态,并非易事。鲁迅是这种状态的成功例子。但他处于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宣布把自己的文章乃是匕首与投枪,其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则不是一般作家所能企及。尤其是他时时紧绷一根弦,连喝牛奶、吃鱼肝油,也说这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爱人,而是为了敌人。这显然是战斗状态压倒一切。这种状态在历史的特殊瞬间里可以理解,例如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个人也融入国家生命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一般的历史语境下,这种战士状态并不属于文学状态。

在一般的历史场合中,作家的主体状态反而是“寂寞”、“孤独”的状态才是常态。鲁迅在二十年中期处于孤独状态时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荷一卒,荷戟独彷徨。”又有诗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这些诗意表白,仿佛“消极”,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状态。唯有在这个时候,他在才能沉浸于文学之中。这种沉浸状态,才是真正的文学状态。其《野草》正是状态的产物。

古今中外的许多大诗人大作家,都经历过“寂寞”时期。正如李白所言:“古来圣贤皆寂寞”,也正是如龚自珍说言:“侧身天地本孤绝”。作家处于孤岛中,孤立无援,这种孤独状态,本来正是作家的正常状态。孤岛就是象牙之塔,在孤岛中可以“面壁”,可以进入大海的底层。可惜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作家很少。现代作家一般都热衷于世俗生活,都喜欢在世俗生活中充当一个角色。因为世俗角色可以带来世俗利益。每个城市的“作协主席”,就意味着相应的车子、房子与俸禄。然而,世俗角色的桂冠太沉重,它一定会影响削弱作家的本真角色。也就是说一定会破坏作家的本真文学常态。然而,许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热衷于世俗角色恰恰是逃离文学状态。如果曹雪芹也热衷于世俗角色,他就不可能守持十载辛苦的文学状态中,当然也不可能产生《红楼梦》。

 

    作家的孤独状态

 

刚才我们说作家的孤独状态,乃是正常的文学状态。现在,我还要补充说,这是作家毕生的文学状态。二〇〇〇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香港、新加坡几所学校,让我对高行健作些阐释。我拈出“文学状态”四个字,作为核心概念,用当下时髦的用语,就叫做“关键词”。我觉得高行健最为宝贵的正是他数十年一直守持文学状态。他的“逃亡”,不是“逃跑”,也不是退却,而是“守持”,即守持自己充分意识到的文学状态。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著名的人文学者金耀基先生听了我的演讲,称赞“文学状态”四个字,一字千钧,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说明他理解文学状态的极端重要。

什么是“文学状态”?那时我就作了界定:

高行健是个最具文学状态的人。什么是文学状态,这一点中国作家往往不明确,而在瑞典、法国等具有高度精神水平的国家中,则是非常明确的。在他们看来,文学状态一定是一种非“政治工具”状态,非“集团战车”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一定是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文学不可以隶属党派,不可以隶属主义,也不可以隶属商业机构,它完全是一种个人进入精神深层的创造状态。这一点高行健也很明确。他的所谓“自救”,就是把自己从各种利害关系的网络中抽离出来。而所谓逃亡,也正是要逃离变成工具、商品、战车的命运,使自己处于真正的文学状态之中。

    我强调高行健没有任何隶属。不隶属于党派,不隶属于“主义”,不隶属于商业机构。高行健自己也声称,他没有祖国,没有组织,没有归宿,只有几个朋友和孤独的个人。他真的是个独往独来、自言自语、非常孤独的作家。因此,他总是处于最自由的文学状态中。我作了“最具文学状态”的判断之后一年多,即二〇〇二年,高行健在美国国际终身成就学院主办的“世界高峰会”作了演讲(此次会议在都柏林举行,获奖者有美国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基辛格、爱尔兰总理艾恒等人),高行健还以“必要的孤独”作为演讲题目。讲述了作家选择孤独状态的理由他说:

孩子在独处的时候才开始成人,一个人能够独处才得以成年。对成年人来说,这种孤独感大有必要,有助于个人的独立,至于人格的确立又当别论,还要取决更多……孤独更是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自由首先取决于能否自由思考,也正是在独处时人才开始思考。这世界不只有两种模式:是与非,赞成与反对,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以及政治正确与否。在作出选择之前,不妨先迟疑一下,留出点独立思考的余地。

当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潮、一种时髦、一种狂热铺天盖地而来,孤独恰恰是对个人的自由的确认。

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大众媒体的传播无时无刻无所不在,一个人如果还想时不时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也靠这点孤独感来得以支撑。只要孤独尚未变成病痛,对一个人立身行事来说,也就还有其必要。

 

高行健论证的是孤独乃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即自由思想、读了思考的必要条件。在世界进入“喧闹”、市场、媒体、政治的杂音覆盖一切的时候,孤独更是对个人自由的确认。对于作家来说,如果他还想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得考孤独感加以支撑。高行健说的正是,孤独状态恰恰是自由状态,恰恰是文学状态。即自己成为自己的状态。

 

    文学状态由谁决定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文学状态到底由谁决定?。它是上帝提供的吗?是政府提供的吗?是时代提供的吗?是作家协会或慈善基金会提供的吗?都不是。文章状态完全取决于作家自己。我国伟大诗人陶渊明,原先进入官场,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但他后来作为重大选择,逃离官场,回到田园中,“实迷途其未远,知来者之可追”,他返回田园,也意味着回归文学状态,这才创作出卓绝千古的田园诗歌。如果他继续留在官场中,那就远离文学状态。杰出的现代作家张爱玲,在青年时代处于文学状态,所以才写出《金锁记》、《倾心之恋》这样的天才之作,可是到了香港、美国之后,她就守不住文学状态了,所以就发生了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的创作现象,写出《秋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与《金锁记》完全无法同日而语的作品。自由要靠自己的觉悟,文学状态也要靠自己的觉悟。觉悟到自由,才有自由。觉悟到文学状态,才有文学状态。一个觉悟到“文学状态”的作家,他刻意捨弃市场、捨弃功名、捨弃荣华富贵,也可以捨弃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功名。捨弃不是背叛。捨弃是放下外部的一切负累而全身心地进入文学状态之中。然而,这不仅需要见识,而且需要胆魄,有多少作家能够如此胆识兼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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