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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十伦》第二讲 个人与他者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第二讲    个人与他者

 

    讲了“个人与社会”,为什么还要讲“个人与他者”。因为社会是指总体、整体、大群体;他者则是社会中的相对于“自我”的个体、个人、个别人。前者侧重于讲述“己与群”的关系;后者则侧重讲解“己与己”的关系。我讲“主体性”,既相对于“群”,也相对于“他己”;而讲主体间性,则是指“我己”(自我)于“他己”(他人)的关系际性。

除了面对个人之外,他者也指带有集合性(共性)的个体。因此个人与他者,便指涉到个人与强者,个人与弱者;个人与成功者,个人与失败者;个人与竞争者,个人与合作者;个人与亲爱者,个人与仇敌者;个人与熟悉者,个人与陌生者等等无数方面的关系。个人作为道德主体,其道德价值的实现,有一项考验,便是对待他者的态度。例如,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只为胜利者鼓掌,但很少为在竞赛场上跑在最后却坚持跑到终点的人鼓掌。而如果我们的道德能修炼到为失败者鼓掌,那就进入一种较高的境界。不过,我们通常看到的人,是既不为失败者鼓掌,也不为胜利者、成功者鼓掌。看到他人成功或看到他人比自己强,就嫉妒,就眼红,就泼冷水,就说风凉话。而见到他人特别是见到输者倒霉,则会暗暗高兴。“幸灾乐祸”一词,可用于这种人。

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从正面说,可以形成亲情、友情、恋情、世情等;从负面上说,则可能形成“怨情”、“仇情”、“敌情”。因为个人与他者之间可能形成仇恨,形成死结,形成战争。所以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都主张宽恕,反对在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怪圈中循环。

     

为了讲述的方便,我们以《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为例,总结一下他身上呈现出来的个人与他者的几个关系原则:

1)“无敌”原则:这里说的是没有敌人,不是没有对手,在贾宝玉的心目中,不仅没有敌人,也没有坏人,没有假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容纳一切人,能把感情投向一切人,包括“不情人”。脂砚斋透露,曹雪芹留下的未完成稿中有一“情榜”,此榜给书中的人物一个评语,写给林黛玉的是“情情”,写给贾宝玉的是“情不情”。第一个“情”字是动词。“不情”则是名词,指不情人与不情物。贾宝玉能对不情人与不情物也报以感情,这便是佛性。佛的心目中没有坏人,所以他也不把加害自己的赵姨娘、贾环视为坏人。他从不说赵姨娘任何一句坏话。赵姨娘不善,他却以善对待不善,因此,贾宝玉除了“情不情”之外,还“善不善”。宝玉不仅宽恕一切人,而且还相信一切人,别人说的假话,说玩笑话,他全当真。刘姥姥瞎编一个雪地姑娘死而成精的故事哄他,他信以为真,还亲自去找她的庙宇。袭人假装要回家出走以要求他“改邪归正”,他更是信以为真,连忙答应袭人的所有要求。他是个真人,以真情对待一切人,因此,他除了“善不善”之外,还“真不真”,“佛不佛”。

2)“无争”原则:探春称宝玉是个“鹵人”。所谓鹵人,乃是愚鲁而不开窍的人,至少是面对一大部分世事不开窍,例如有人嘲笑他,嘲讽他,他就不知计较。因此,他除了“无敌”之外,还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具备《道德经》所言的“不争之德”。因为无敌、无争,所以才能进入“无我”的佛界。处于这种境界,他就呈现了一种特别感人的个人对待他者的大原则。这一原则,可用弘一大师所说的“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八个字来概述。宝玉只知道我如何对待他者,而不计较他者如何对待我。更简约地说,重要的不是他者对我如何,而是我如何对待他者。在这种心灵原则的领引下,他展示的是大情大义、大慈大悲。父亲把他打得伤筋动骨,他却不说一句怨言。因为父亲打他,这是父亲的问题;而孝顺父亲,则是我的本份,我的品格。父亲对我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如何对待父亲。这里我想引伸一下。父亲历来可代表祖国的形象,贾宝玉启迪我们:祖国如何对待我们,其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祖国。贾宝玉不会作“我爱祖国而祖国不爱我”的悲叹,因为对于他,祖国爱不爱我,那是祖国的事;而我必须爱祖国,这才是我的品质,我的责任,也才是我内心的绝对命令。我所以不喜欢周作人,就因为他违反了这一绝对道德律。尽管我充分肯定他在五四运动中高举过人文主义旗帜的历史功劳。

    个人与他者的关系,本是实践主体间性的核心内容,因此,许多思想家与哲学家都探讨过这个问题。而在这一关系的论述中有两个片面性命题,值得我们商榷。这两个命题,一个是“他者是自我的地狱”,一个是“他者是自我的上帝”。

萨特的“他者是自我的地狱”。这一命题出自1944年萨特创作的寓言剧《封闭》。戏剧的场景设置在密室之中,密室里没有镜子。主人公加尔散一进入这间房子,就注意到“这儿没有镜子”,后来伊内丝称他为“刽子手”时,他又说:“要是能够照一下镜子,我什么都舍得拿出来。”艾丝黛尔更是急切想要一面镜子:“你要是让我一个人呆着,至少得给我一面镜子呀。”镜子在这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艾丝黛尔说:“当我不照镜子,我摸自己也没有用,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还存在”,没有了镜子,人就只能把他人当作镜子,从他人那里寻求自我存在的证据,通过他人的目光来认识自己。地狱里没有刑具、烈火,唯一的折磨和约束,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彼此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下,并且没有黑夜。这种目光的注视是永恒不可逃避的。这样,“他人的目光”就成了刑具与烈火,他们互相折磨,勾心斗角,都不能获得解脱与自由。因此加尔散高喊“他人就是地狱”。加尔散的怒语,后来脱离了密室的语境而普遍化,于是,“他人就是自我的地狱”成了普遍命题——描述个人与他者关系的命题。

作为普遍命题,说他者是自我的地狱,有一半是真理。因为自我一旦生活在他者的关系中,就必然要受到他者的制约。存在主义探讨自我成为自我的可能性,而自我一旦生活在他人的制约中,就确实难以成为自己。例如《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他和林黛玉都想成为自己。他们都是性情中人,相互倾慕,一起作诗,一起说爱,一起远离科场而醉心于《西厢记》。可是,他们的选择受到他者的干预,这个“他者”,包括他的父亲贾政、母亲王夫人,也包括他的另一些恋人如薛宝钗与袭人等。从这个层面上说,贾政薛宝钗等,确实是贾宝玉的地狱。是贾政等他者剥夺了贾宝玉的自由。

然而,宝玉面对的“他者”不仅是贾政和薛宝钗等,他面对的他者还有林黛玉、晴雯等等。林黛玉、晴雯的目光是柔和的,目光里没有强制贾宝玉选择科举道路的锋芒,只有爱慕与理解的光波。这些他者,当然不是地狱,而是天堂。人处于社会关系中,也就是处于他者的系统中。这个系统纷繁复杂,目光也各色各样,其中既有监视的目光,也有激励的目光。人们无法脱离他者而生存,因此只能尊重自己的同时也尊重他者的存在,即在确认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也确认他者的主体性。相互确认主体性,便是健康的主体间性。因此,笼统地认定他者是自我的地狱,就势必导致个人自外于社会,以致会产生生存的危机。

与萨特“他者是自我的地狱”相反的命题“他者即自我的上帝”,这是法国另一位哲学家列维纳斯提出的。

列维纳斯认为,他者具有一种无限和彻底的外在性,而自我缺少这种外在性。因此,自我的存在注定只能指向比自身更高大的无限从而完成一种不求回报的为他人的绝对责任,才能获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他的这一思想很容易得到像我这样的大陆知识者的理解。我们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前二十多年中,接受的正是这种哲学理念,只不过我们不是从列维纳斯那里接受的,而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接受的。那时,我们不是把“群众”、“国家”这些大集体称作“他者”,而是称作“大我”。把“大我”视为无限与彻底的价值源泉,把“小我”对“大我”的献身视为绝对责任,这是我们一代人的精神指向和生活理念。但是,经过一段的体验与实践,我们才明白这种理念虽然具有崇高性,却会剥夺自我存在的任何空间。而当自我丧失自己,即自我不能成为自我时,这种丧失主体性的大主体也就没有生气与活力。也就是说,当个体对这种大群体尽了绝对责任之后,不仅丢失了个体(包括自性、个性与个人语言、个人价值等等),同时也危害了集体这个巨大的“他者”。列维纳斯的思路,其盲点是忽视个人主体与大他者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相互尊重的主体间性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崇尚尼采。为了反对奴隶主义。借助一下尼采的思想,完全可以理解。但尼采的浪漫自我在中国却发生变异,即从浪漫小我变成浪漫大我。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把浪漫大我(领袖、党派、群众)无限夸大与无限膨胀,以为消灭小我或把小我绝对化入浪漫大我之中(即列维纳斯所希望的“不求回报地纳入)社会就可以得救。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种幼稚病。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个体主体性的确立,没有独立人格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就没有力量扶助其他个体主体。更没有力量帮助大他者(大我)主体赢得健康和正常存在。

“他者”乃是庞大的系统。若勉强划分,至少可分为外系统(家庭亲属之外的社会系统)与内系统(内在的带情感的亲属系统)。中国以“家”为本,家国相连,所以其伦理要求侧重于内系统。而西方家国分离,其伦理要求侧重于对待上帝、国家、社会等等,内在伦理远远没有中国这么仔细。例如,同样一个“兄弟”(Brother)西方就显得笼统,而中国则要求“兄友弟恭”,即哥哥要把弟弟当作朋友对待,弟弟对哥哥要恭恭敬敬,唯其如此,才符合做人的原则。中国的伦理规范,实际上是内部的对待他者的伦理态度(也可称作情感态度)。《礼记·礼运》中所讲的“人情”、“人义”,全是伦理情感态度。人义就有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在中国,如何对待内部的“他者”,是一辈子必须修炼的大学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这些传统伦理规范加以“横扫”批判了忠、孝、节、义等传统观念,但是,时隔不到一个世纪,这些伦理规范又“返回”了。为什么“横扫”不掉,因为中国的内在伦理,不仅是“理”,而且是“情”,不管是“父慈”还是“子孝”,不管是“兄良”还是“弟恭”,全都深深植根于“血缘”的情感之中。包括“君仁”与“臣忠”,也是家庭伦理的扩展与延伸。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所以“新”,乃是它引进了西方的新理念,如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等等。其中,“平等”的理念对内在伦理规范的冲击尤其猛烈,于是,要求父子平等、兄弟平等、夫妇平等、君臣平等、长幼平等的思潮便占上风。但是,这种平等要求,于理可通,于情却不顺。例如父子之间,儿子一旦要求平等,父亲就不高兴。儿子高举“非孝”的造反大旗,最后还是行不通。如今儿子还是讲“孝顺”,社会也认定懂得孝顺的儿子才是好儿子。因为父子关系乃是一种生理性的根深蒂固的自然关系。中国传统的伦理规则,要求儿子要孝顺父亲,甚至在父子关系中要以“父”为纲,这看来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却又符合人的自然情感。所以中国的传统伦理,虽然不平等,却又导致“和谐”。我们在讨论对待内部他者的关系伦理时,就不能简单地仅仅高唱“平等”原则,也还需要理解“和谐”原则。在我们今天的“人文”课堂里,必须讨论一个问题,即在对待内部他者的关系中,到底是遵循“平等”原则对,还是遵循不太平等的原则对(以父为纲实际上并不平等)?中国传统所认定的最重要的“他者”是“天地君亲师”。君主制推翻后,又改为“天地国亲师”。刚才讲的内关系,实际上是“亲关系”。如果把“亲”扩展到“师”,也发生一个问题,即作为学生,如何对待“师”这个他者?传统所提倡的并不平等的“尊师重道”是否还要坚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一场剧烈的“教育革命”,也是在“平等”的理念下,学生要求和老师平起平坐,甚至要把老师拉下讲台。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造成了教育的崩溃。所以不能肯定这种“革命”。但是,“师道尊严”如果强调过分,甚至要求学生对老师三叩六拜,这又会造成学生灵魂活力的窒息,这该怎么办?所以,这就得掌握好“分寸”。在困局中,我认为对待他者有一个我们应当确认的文明原则,这就是“利他”原则。更具体地说,是自我与他者发生关系的时候,正确的选择,不应选择“利己”原则,而应当选择“利他”原则。不管是老师对待学生,还是学生对待老师,也不管父对子或子对父,兄对弟,弟对兄,都应着眼于“利他”而不是“利己”。这也许可作为普世性的“个人与他者”的基本关系准则。

但是,“他者”指涉的对象太广泛复杂,因此,同样可以提出问题:他者是谁?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他者是善,我们当然要实行利他原则,如果他者是恶,我们则不能对他实行“利他原则”。鲁迅先生也说过,我只能“刀来刀挡,拳来拳挡”。他并不把“利他”原则视为绝对原则。在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中,我们也听熟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朋友是“他者”,敌人也是“他者”,“利他”原则只适用于一方。这又如何是好?

面对上述的困境,我想起康德的一个思想。他认为,一个普遍性原则,当它实际应用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时,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我们说“利他原则”是一个“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普遍性原则,但把它应用到具体场合,确实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就以对待“敌人”来说,固然在战争中要讲“消灭”,但其“优待俘虏”的举措,却也是一种“利他”行为。因此,面对人类生存的诸多困境,面对“他者”的复杂状况,并非只有一个“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却可以采取一种宽厚、尊重而且非常具体的态度。

八十年代我曾发表“论文学主体性”,这之后虽引发了一场全国性讨论,但被一些人又引向政治批判,导致我无法继续进行这一课题下另一些角度的思考与写作。

按照我的思想逻辑,那应当先发表“论文学主体性”,以恢复作家的独立人格,也张扬业已被消灭的个体存在即自我的地位。接着,再讲“主体间性”,那就是进一步要说明,张扬自我并非是自我的无限膨胀,也不是个体存在的无限扩张,以至侵犯他者的权利。“主体际性”在理论上应当探讨:自我是权利主体,他者也是权利主体,其主体之间应形成一种怎样的交往、互动关系。自我除了具有“权利主体”的身份,它同时又是一种义务主体,必须对支持它生活的社会、国家、他者等尽义务与责任。“他者”相对于“自我”是他者,但它作为“自我”时应当兼有“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双重身份。总之,“自我”的主体性与“他者”的主体性同时存在并发生关系。自我生活在关系之中,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便形成伦理。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当在此关系中实现某种人生意义。师法强者可以获得意义(价值),扶助弱者也可以获得意义(价值)。进取心是价值,同情心也是价值。谦卑,是价值源;悲悯,也是价值源。自我奋斗是价值源,支援他者也是价值源。西方文化重在“信”,并由“信”派生出上帝、基督、天使、忏悔等价值单位;中国文化强调“诚”,并由“诚”派生出仁、义、礼、智等价值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是价值源。“信”更重理性,“诚”更重情感。信也有情感,但情感之源是“圣爱”;而“诚”的情感则是“亲爱”、“友爱”。爱是全世界公认的共同价值,但西方的爱之源是上帝,而中国的爱之源是父母。

宗教学的本质通于教育学与伦理学。各大宗教其实都在讲解主体际性,教育人们怎样爱他人,爱鄰人,甚至爱敌人。但不同宗教所指明的爱之源即价值源不同。有的讲“爱”,有的讲“慈悲”,有的讲“觉悟”,说法不同,但都在指明价值之路。文学艺术与宗教不同:宗教走向信仰,艺术走向审美,也都是在寻找价值实现之路,科学家往往会把真理看得比审美和信仰更为重要,他们可以为真理而献身。像著名的科学家布鲁诺等,他们为了坚持真理,不惜与教庭对抗,质疑信仰。世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他者,也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主体间性”与价值观。所以需要我们运用品格与智慧去选择。选择决定我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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