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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文存
天上的星辰 地上的女儿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天上的星辰  地上的女儿
 
刘再复
 
     八、九年前,我和剑梅作了第一次长篇的学术与心灵的对话,并结集《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印刷了五版。之后,又在台北九歌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各出了一版。去年秋天,我在马里兰探亲,她抓住这个瞬间,让我和她讨论《红楼梦》,并作了录音和记录,一年来,分头整理,便有了我们的第二部对话录,由我命名为《共悟红楼》。
     剑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东欧与亚洲语言文学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和中国古典诗词。第一部英文著作《革命与情爱》(Revolution plus Love)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着手写作的第二部是关于庄子的现代命运,其中也涉及到《红楼梦》。她和我一样,不喜欢《三国》、《水浒》,而喜欢《西游记》与《红楼梦》。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她在Bonlden的科罗拉多大学就读硕士学位时,就常和我讨论曹雪芹。当时她常说,最美的生命也最脆弱,最易凋残,这不仅是林黛玉的悲剧,也是许多女子的悲剧。到纽约哥伦比亚东亚系就读博士学位后,她热中于女性主义批评,用女性视角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用此一视角重评“三言二拍”等古典小说,对《红楼梦》也不例外。她认定曹雪芹及其人格化身贾宝玉是一个“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因此也是一个女性美的伟大发现者。在对谈中,我们都确认曹雪芹是别一意义的哥伦布发现青春生命无尽之美的哥伦布。他把青春生命尤其是少女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把青春美视为最高价值,可以说,《红楼梦》唯一牵挂的就是少女青春生命。一切皆空,唯此实在,套用康德“天上的星辰,地上道德律”的语言方式,曹雪芹的价值观之核便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女儿”。然而,与我不同,剑梅不象我如此绝对地肯定曹雪芹的审美理想,她从女性主义批评的立场,对曹雪芹作出学术提问:您为什么只肯定“女儿性”而不肯定“女人性”?嫁出的女子未必都成“死珠”和“鱼眼睛”,婚后的女子也有另一种魅力和美的价值。我喜欢剑梅的挑战,无论是针对《红楼梦》文本还是针对我的阅谈。当然,我也不会因为她是自己的女儿就会让步。我爱女儿,但更爱真理。就上述这一问题而言,我便回应她:重要的不是“女人性”的评估,而是曹雪芹看到中国的青春少女一旦出嫁便进入严酷的伦理系统,
这一系统足以吸尽少女们生命的活力和个体的独立权利,从而使活生生的生命变成“死珠”似的呆物和死物,甚至变成怪物和毒物,如王夫人,原来也是“天真烂漫之人”(第七十四回),后来却变成城府很深的无情物,一手造成晴雯、金钏儿的悲剧。
     一年来,剑梅在华盛顿边上,我在洛基山下,她每星期都要打几次电话来和我讨论《红楼梦》。讨论之后,总要感慨一番这部伟大作品太奇特、太天才,绝对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正典。无论用大观眼睛还是用小观眼睛,无论从史诗的宏观结构上看,还是从微观的诗意细节上看,都是前无古人。我们都确信,这部如同沧海似的作品,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说不尽,所以我们的对话选择了《红楼梦》的大思路、大题旨,侧重思索曹雪芹的价值观、世界观、美学观、哲学观,分清小说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第一人生状态(世俗——生存状态)和第二人生状态(诗意——存在状态),相应地,也特别关注融入文本中世界原则与宇宙原则的冲突。曹雪芹的大思路既区别于《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长篇的大思路,也区别于《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思路。它吸收了中国的“易”、老、庄、禅等各家文化哲学,又超越诸家,自成一座奇峰。我们常一起赞叹,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虽是乾隆盛世,但人文环境上说,却是文字狱横行的最黑暗年代,鲁迅的《病后杂谈》等杂文就揭露这个时代的残忍凶险。但是,《红楼梦》恰恰产生于这一年代。曹雪芹在文臣墨客皆称“奴才”的时刻,灵魂却高高地站立于山顶,在最坏的岁月里却创造出太阳般的大辉煌。可是,文学天才都是偶然出现的个案,并非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更非王朝政权的结果。曹雪芹身为贵族,深知宫廷斗争内幕,但他没有把《红楼梦》写成政治小说,而是选择一条呈现生命存在状态、憧憬诗意梄居的创作之路,并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剑梅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屡次提醒我要注意俄国巴赫金的经验,他的理论不是抽象的。他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索与提升,总结出“复调”小说理念。这一提醒,使我更自觉地通过领悟和分析《红楼梦》而更深地认知文学的本性。也让我扬弃建构理论体系的学术姿态,把自己对文学的真切见解,溶铸在“悟语”中,“谈话”中,自由书写中。这也算是卡尔维诺在《写给下一个一千年的备忘录》中所期待的“以轻驭重”吧。而我和剑梅此次用讨论的形式来把握《红楼梦》,当然也算是“以轻驭重”的一次实践。
    2004年《红楼梦悟》交稿并先后在香港、北京三联出版后,近三年我仍然沉浸于《红楼梦》中,并写作了《红楼悟语新作一百则》(已发表于《万象》)和《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及《红楼哲学笔记》。无论是与剑梅的对话录,还是另外两本书,都觉得自己是一边“立”,一边破。此次的破,是受《红楼梦》佛教哲学的影响而破一切“执”,化一切“旧套”,放下一切心灵之外的动机,包括在方法论上也不执于一念、一法,更不执著于一种意识形态。大约也是因为能够不断破执、化执,所以写作中常得到一种有所悟、有所觉的“禅悦”,这是一种内心的大快乐。这种快乐以前也有,但这两三年感受似乎更深切,觉得终极快乐不在别处,就在自己清明的心中和破执破妄的笔下。“破一切执,留一颗心”,这几个字常常在脑子里盘旋。心是世界的本质,心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是慧能的彻悟,也是贾宝玉最后发表的遨游人间一回的感想。(宝玉出走前对袭人说:“我有心了,玉有何用?”)慧能与宝玉打破心之外的一切执著,看破身外种种幻相,由色入空,帮助我放下许多杂念,也帮助我走出许多旧套。如果说,这本对话录和关于《红楼梦》的其他文章中有些新话的话,也是得益于曹雪芹化了的佛情佛思。     
     剑梅今年仍在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言必称鲁迅与张爱铃,此时能回过头来阅读《红楼梦》真让我高兴。我知道她正在选择更深厚的文学之路。从事中国文学“事业”的人,必须靠近《红楼梦》,深入《红楼梦》,因为它就是文学界的大自然,太阳、星辰、沧海、云霞、鲜花、草地、山脉、巨鲸、幼鱼、黎明、黄昏、雄鹰、飞鸟等一切“美”都在那里,而在大自然背后的神秘、空灵、飘逸、太虚、太极、形而上等一切“空”也在那里。向它靠近,就有欢乐,就有思想,就有心灵的充盈,就有文学的真感觉。
 
 
                                     二00七年农历九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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